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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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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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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水浒传》当正史来读  

2009-12-04 10:25: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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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时代,发生了一件现在可称为涉黑的怪案。案主范伟与先期处理此案的官员、曾任“知永兴军”的刘敞,皆因此案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名。作为著名案例,它被南宋法学家郑克写入司法著作《折狱龟鉴》。南宋亡国,元朝撰史,由丞相脱脱领衔主编的《宋史》给刘敞立了传。

范伟是永兴军(府治在今陕西西安市)的一个大户,也就是富有的户主。他把自己奶奶的棺材强行塞进一个叫范祚的人的墓里,并从此称自己是范祚的孙子。

怪了!哪有心甘情愿给不相干的人当孙子的?

当孙子,有好处。因为范祚曾任过县令。县令是七品官,其家族符合特权制度规定的优惠条件。按着大宋法律:含七品官在内,七品以上官员的爷爷奶奶、爹娘、老婆、儿子、孙子可以享受免除徭役的待遇,即不必与纯粹平民一样要给官府做义务劳动;还有,这五种人犯了法可以花钱顶刑,不必如纯粹平民那样服刑受罪,死罪大多可以活命。

范伟冒充别人的孙子,享受了五十年的免役优惠。告他的人不断,就是告不赢;他不止一次地犯法,但一次又一次地花钱了事。后来,京官刘敞去知永兴军任职,决心处理他。刘敞敢处理已具黑社会头目身份的范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有一个高级“京衔”(注意:不是警衔!),称曰:翰林侍读学士。即便如此,刘敞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给范伟定了罪。在进入执行环节之前,京城来调令,让刘敞回京任职。范伟见刘敞走了,推翻全部口供,上诉喊冤。案子惊动了皇上,仁宗下诏让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御史台审理,最后判决维持原判。

案子本不复杂,为什么舍闹到这种地步呢?

一是,刘敞利用了司法腐败,或是贿赂司法官员或是记录他们的腐败细节。《宋史·刘敞传》称范伟“持府县短长”,也就是县级和市级司法官员在他手里都有把柄。

二是,他不仅玩透了特权制度、利用了司法腐败,而且还组织有黑社会力量。因此,在本地他不断地犯法,形成地方一害,郑克《折狱龟鉴》称“长安共苦患之”。他的黑社会组织之庞大令人触目惊心,刘敞逮捕他审讯时羁押的证人达到数百人,这些证人大多参与了范伟集团的犯罪活动。对于这种情况,郑克写道:“逮证数百人,连年不决者何也?彼与党与结之厚矣,乃敢尔也。证逮之人,其当与也,岂易鞠哉?”换句话说,逮人容易,审出犯罪细节很难。

由这个怪案可知:特权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获取特权;争取特权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司法运行,司法运行处于两难境地——要么抵抗不正当的诉求,要么违规确认前者的利益;结果,大多数选择是违规确认,而这样做会给司法人员带来不小的好处;于是,司法腐败便成为社会常态,同时特权的内容不断加大,为了争取和维护扩大化的特权,就要采取有组织的非法行为;于是,司法腐败孵化了黑社会,黑社会反过来挑战司法制度,乃至于造成社会动乱。

通过对郑克《折狱龟鉴》的阅读,以及与《宋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水浒传》的历史背景相当真实,其证史功能非同一般。仅就范伟案例来看,就不难从中看到《水浒传》前期主要人物晁盖的影子,比如他以地方大姓兼豪强身份欺负邻村,又比如贿赂司法官员雷横,使黑社会分子刘唐免受追查,最后,晁盖终于组织起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当然,在作者的价值表达方面,《水浒传》的黑社会人物被作者赋予了正面意义,被写成替天行道的英雄,乃至于暴力反腐的豪杰团体。他们当中有些人起初就是司法腐败的受害者,如林冲被好友高俅“钓鱼”而身陷牢狱。

“钓鱼执法”的司法特征是执法人员导演诬陷丑剧。之于北宋国家,“钓鱼执法”是对五代恶劣法制的一个继承。五代汉周两代屡出诬人贩私盐的案件,是因为国家规定贩一斤以上私盐的行为即触犯刑律,举报人可得厚赏。假举报即诬陷活动因此盛行,而此类行为无一例外地有贪赃枉法的执法者参与其中。这些执法习惯,到了北宋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发展到执法人员不用民间不良分子做“钓饵”而是自己直接诬陷的程度。如北宋第三任皇帝真宗时代,仅由张保雍一个人纠正的重大的官诬民案就有两起:第一起,是鄂州知州诬民盗官炭,判死刑的有十八人,案子的真情是官方收将购的官炭暂存民家,知州借此存货未运到集装地点而指为民盗;第二起,是汉阳的茶贩被官方将领诬抗拒巡检,判死刑的二十人,案子的真情是巡检官及上级为了获赏并私吞茶货而虚构。第一个案例还有“钓饵”,“钓饵”由人(民间不良分子)改成了物(存民官货);而第二起,干脆连官设的“钓饵”也没有了,官方直接作证,再由官方自己审判。

也许这两起案件太让大宋国家丢人现眼了,连脱脱都不好意思把它们写进《宋史》,当然那个平反冤案的好官张保雍也没得到立传的机会。好在著名文人曾巩给张保雍写过比较时兴、称为“神道碑”的纪念文章,文章存于曾巩的文集,才使事件得以记录。试想一下:没有张保雍这样的好官给予平反的案子又有多少呢?没平反也没被如曾巩之类著名文人记住,消失在茫茫历史时空的冤案又有多少呢?所以说,《水浒传》中的林冲被“钓”事件绝非完全虚构,恰恰相反,它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予证实。

黑社会盛行确实是司法腐败的一个直接后果。如以《折狱龟鉴》与《宋史》两书都记载的饶州知州马亮诛杀地方豪强的事件,称曰“有土豪白氏,多持吏长短”。此事发生在北宋第二任皇帝太宗时代后期,它可以称为仁宗时代范伟“持府县长短”的先期文本。

从大历史提供的社会学视角看,像小说中的晁盖、史书中的范伟这类社会富裕阶层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性犯罪,绝非北宋社会的几个特例,而是存在普遍化趋势。仍然在仁宗时代,耀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的大户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或不如意,则推一人以死斗,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之”。此事亦记于郑克的《折狱龟鉴》与脱脱的《宋史》。

南宋初期,皇权集团对司法腐败的恶果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未能反省到其特权根源。开国皇帝赵构在新政权刚刚立住脚根后,于绍兴三年(1129)“降诏恤刑,戒饰中外,俾务哀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司法专家郑克写成了《折狱龟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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