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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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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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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捂着耳朵偷自家铃铛的游戏!  

2010-03-13 10:49: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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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交易》一书被删节的部分之二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个人(或机构)的外部信息与其内部信息不一致的状况。仍如前指的兵法分析(10.4),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是战争状态下的,即尽量给敌方制造虚假信息,提高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自己这一方,则要尽可能地提高信息对称程度,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

简单地说,这种状态叫“欺人而不被欺”。

不过,正如中国俗语讲:欺人易,不自欺难。成语中“掩耳盗铃”,更经典地刻画了人的自欺状态。

自欺,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信息不对称的行为。形象地说,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自家的铃铛。这种行为在基金投资方面,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信息噪声。其典型行为有两种:一是,基金经理对短期排名,像看恐怖小说一样,越看越怕,越怕越想往下看;二是,基金的个体购买者懒得审核基金条款,对分红状况茫然无知。

就短期排名来看,并不是件坏事,但是,基金经理一定要有一个描点的习惯,即把自己管理的基金每次的短期排名都记录下来,从而描绘成一个趋势曲线。现实中是,看排名后的心态是“还有比我差的”。好像聪明但自制力差的小学生那样,不会关心谁比自己考得好,只关心谁比自己考得差。因为只有让差的来“垫背”,才能产生自我安慰的情绪。这样的情况,在竞技体育中也存在,抽签分组时的弱者心态即如此。弱队谁都不愿碰见强队,免得在小组中自己无法出线。业余竞技体育里的分组,弱者的心态表现更显明。

本书作者在自己参加的羽毛球俱乐部中(全部业条选手,无专业人士),进行过一个抽样研究,印证了“弱者心态”的有趣性:

(一)在单打排名的报名之初,实力处于中下游水平的选手,都希望他们心中最差的那一位报名,而不管最差的那一位是否将和自己分在同一组。

(二)实力比较强的选手(处于中上水平),分成两种态度:2/3的希望最差的选手不报名,以免分组在一起,自己赢了,也显得没水平;1/3的则是漠不关心自己的分组情况,只关心最后和哪位强手争名次。

(三)实力处于中下水平的选手,心理素质差(如在双打中总是责怪别人)的人,热切希望自己与实力最差的那一位分到一组,避免自己倒第一名的局面出现。以负责任程度为单一考核的心理素质指标,实力差的选手中占了3/4强。另1/4心理素质比较好的选手的心态是:参与为主,不计较名次,在小团体中进行心情体验与感情交流。

(四)心理素质最差的选手面对强手,往往放弃单场比赛;相反,面对实力稍差一些的选手,却要积极对阵。

(五)心理素质越差,在双打配合中,就越倾向于责怪配合者;相反,心理素质好(但实力并不一定强)的选手,在双打配合中,则积极承担失误责任,对配合者的得分予以喝彩。

基金经理的排名习惯之所以欲罢不能,与上面这个抽样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道理是一样的。

业余的竞技体育,反映了选手的心理素质,即对责任的态度问题。那么,基金经理总是处于“单打”状态,他没有机会往“双打”配合一方推诿责任,但是,他会把“双打”拓展为“群打”,倾向于将失误的责任推给别人。这种心理状态反过再运用到“群打”体育方面,足以说明中国男子足球无法取得世界成功的原因。

基金经理们处于“群打”状态,表面上看,他们并不是直接将失误即成绩差的责任推给别人,但是找“垫背”的思想就是不想负责任的心态表现。所以说,中国的基金行业水平之差,与男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位基金经理,曾很坦率地对采访者说:“本来你浮亏一个亿,这是一个很沮丧的事情,但是,你看看同类型、同规模的基金,他们亏了两个多亿。瞬间,你感觉很舒服,十分愉悦,即便你管理的基金给投资者亏了钱。”(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0日文章《今天你排名了吗?》,记者孙健芳。)

另外,中国的基金排名很像文凭热中的文凭,认为大学毕业一定比大专毕业好,大专毕业一定比中专毕业好。实际上,一个好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一所中专的好专业(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会计专业),远比一所大学的次专业(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历史专业),要容易取得实践经验,并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同时,即便就业者全是大学毕业(如目前的状况),也有教育质量高的大学与教育质量次的大学之分。对于大多数知道运用基金排名的投资者来说,他们表面上很关心排名,实际上根本就不懂不同的证券公司的排名方法。有的是按基金净值排名,有的是按仓位排名,有的按基金成立时间长短排名,凡此等等。这就好像不懂学历与专业关系的人力资源主管一样,一听说应聘者是大学毕业,就提上兴趣来;一听说应聘者是中专毕业,再好的专业也不感兴趣。因为,到年终报告时,他要向公司总裁提供两个关乎个人业绩与公司形象的数据——“年内,我公司招聘大学本科毕业生若干名(个人业绩);我公司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员,比去年上升了百分之几(公司形象)”。

由于排名的盲目性,导致了投资的羊群效应,即进行投资的基金经理们随大流,别人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因此,无法真正对买基金的投资者负责任。每到年底,基金经理更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竞争排名,甚至会出现在股市高涨时,基金集体出逃的现象。因为当一轮做空的“领头羊”,也能使排名上去。如此,基民的利益就被抛在一边,至少也是放在次要位置。因此,懂得排名操作的基民不无愤慨,他们指责“基金经理吃的、穿的,是基民提供的,就是想的不是为基民”。(参见《新闻晨报》2008年12月21日文章《讨厌的基金排名榜》,作者未祥。)

基民们有怨气,是正常的,但是,只有极少数能明白基金排名、股市看涨而出逃,那类游戏内幕。大多数基民则是,在信息噪声的影响下,失去了充分利用正面信息的能力。比如说,从2007年中期到2009年初,有31只开放基金从未对基民进行分红,而基民们不是懒于过问,就是基金根本不发布信息。这31开放基金,以股票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在牛市时可供分配的收益总额1430.8亿,至今基民们无从知晓这么巨额的红利哪里去了。(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9日文章《基金灰幕:1430亿沉没的红利》,记者赵娟。)

然而,多数基金合同上写有“基金可分配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的条款,更技术化的条款则是“全年分配不得低于可供分配收益的最低比例”(比如50%)。与这些条款相对应的是:2007年末,有些基金的收益翻了一番,在未进行任何收益分配的情况下,经历2008年初股市大跌之后,许多基民的账户却亏了一半之多。如果基金当时按规矩分红,基民不仅总体算账不赔钱,而且还有50%的赚头。也就是说,投入10万块买基金的基民,到目前可维持在10万以上、15万以下的净值。可惜,“基金不允许假设”,现在来算账,投入10万块买基金的基民,等于亏了15万。仍如上引的报道证实,分红的主动权掌握在基金手中,基民则是“能分最好”、不分也无所谓的心态。

可以这样预言:如果在五十年之后,有人认真地写一部中国当代经济史,那么,基金、人寿保单、传销这三种经济现象,几乎可以同被列为信任程度最低的经济合约行为。

再调查侃地说,它们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集市上卖老鼠药的行为,并无二致。或许五十年以后的学者们,会找出赵本山与巩汉林的小品来印证“历史”——“中药渣子冒充十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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