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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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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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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为什么不是文盲?——两首诗背后的历史线索  

2010-04-24 10:44: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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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两千二百一十二年前,公元前202年的冬天,一位今天可称为江苏籍的英雄被对手打得一败涂地,以自杀来维护英雄的尊严。自杀地点是今天的安徽省和县县城东北的乌江浦。当时的乌江,和现在贵州省境内的乌江不是一回事儿。后者也叫黔江。

在安徽和县乌江浦自杀的英雄叫项羽,是秦朝下相县人。下相县,即今天的江苏省宿迁市。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四年前,项羽在秦朝陷落的都城咸阳实行屠城,并放了一把火烧了咸阳的标志性建筑阿房宫,其他建筑包括民居不免受累,因此大火烧了三个月才灭。作为时代的最强者,他有权分配秦朝遗留下来的政治资产。他把最有功劳的江苏同乡刘邦分封为汉王,汉王的王城是南郑,即今天的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市。操作完分封事项,项羽回到东部的老家安享富贵去了。不过他没回到下相,而是改驻名城彭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市。

作为江苏老乡,刘邦回不了江苏,就不用说回沛县。这为两人从政治盟友到政治死敌的剧变打下了伏笔。刘邦在四年后,以相对弱势打败了强大的项羽,历史上本应出现的西楚帝国没有出现,让位给了大汉帝国。

项羽自杀前仍不认为自己败给了刘邦手,而是认为这是老天爷的安排。他对劝他渡江逃跑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渡何为!”这个细节被近代名人秋瑾引用到一首诗里,其句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因此,乌江自刎故事悲壮性极大地加强了,以至于人们忽视了项羽在自杀前的另一个地方所做的一首诗。那个地方叫垓下,在今天的安徽省灵璧县县城东南。

灵璧在皖北,和县在皖南。用尺子在一张九百万分之一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上量一下,就会发现两地直线距离为二点五厘米,换算成市制是四百五十华里。也就是说,项羽在做完那首诗后,又被刘邦的部队往南追了四百五十里地,才被迫自杀。

项羽在垓下写的诗献给自己的名马和美人的,诗很悲壮,他歌唱时美人虞姬还给予配乐。周围的人都被感动得哭了。后世称为《垓下歌》的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只是诗的一部分,《史记》作者司马迁没有把有数段的全诗给记下来。为历史留下些许遗憾。

奇怪的是,能做下这么好的诗篇的项羽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他少年时代就声称不学文化,也不学剑术。在他看来,文化没用,“书足以记名姓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会写自己的名字足够了。作为赳赳武夫他对剑术也不屑一顾,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所谓万人敌,在当时来讲不是武艺,而是兵法。多说一句的是:现在的流行歌曲有一首歌颂项羽的,歌词说“剑在手,敢问天下谁是英雄”,实在是太缺乏历史常识了。

项羽是个复仇者与破坏者,在咸阳所做的一切,说明了问题。问题也是答案:西楚帝国因此不能出现,即便出现,也会如秦朝那样短命。

中国历史很是吊诡。一方面,成王败寇的定律被人们所推崇;另一方面,同情失败者的文化情结一直存在。这两点在历史对待刘邦与项羽的态度上,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刘邦作为成功者得到了历史应有的尊重,但也遭遇无情的调侃,他好酒色、不务正业的形象定型于史书。因此,他作为文化人的那一方面就被人们淡忘了。

总的看起来,刘邦的才情不如项羽,但是作为秦朝小吏他的文化水平高于项羽是无疑的。参与反秦运动之前,刘邦是亭长,亭长在秦朝位属小吏。所以,他在策反沛县县城居民时能亲手写出通俗易懂的文告。写在薄绸布上的文告说:“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迎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这段话,即便不翻译成现代文,有初中文化的读者都能明白大概意思。

称为帛书的文告被绑在箭杆上,由弓箭手射进沛县县城。居民们看了文告就杀掉了秦朝的沛县县令,欢迎刘邦来统治。刘邦因此掘到了政治事业的第一桶金。仍按现在的话来讲,刘邦还是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在他做亭长的时候,发明了一种取材竹皮的帽子。为了这种帽子,他派职务叫做“求盗”的助手去薛县专门制作。后来,人们见这种帽子美观实用,就叫它“刘氏冠”并争相戴用。薛县具体位置历史失考,《史记》专家推测它是今天山东寿光市城区北六十里霜雪城。(参见《史记辞典》之「薛县」条目,P730,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涉及该书,不再重复版本。)

从江苏沛县到山东寿光直线距离约为六百五十华里,再到霜雪城则超过七百里地。到七百里开外制作一款帽子,该有多么强烈的爱美之心呀!

历史确实吊诡!在刘邦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年,公元前195年,刘邦亲自指挥部队讨平反叛者黥布之后,回军长安,路过家乡沛县,在那里停留十几天。他也写了一首诗,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的儿童学唱。酒酣之际,刘邦给自己伴奏,放声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尽管史书上有关于刘邦轻视文化的细节记载,但是,这首名为《大风歌》的通俗诗作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从立意上,套化自被秦国严厉禁止的经典《诗》。《诗》在汉朝被确定为《经》的一种,即后来所说的《诗经》。(为了方便叙述,以下统一叫《诗经》。)

   最为重要的是,刘邦并不是简单地套化了《诗经》创意,而是选了《诗经》中非常有政治含义的《周颂》里的作品。《周颂》是西周贵族歌颂祖先、操作庙祭时的诗歌。

   《大风歌》具体套化的是《周颂》中的《桓》一篇。《桓》里面有这样四句:“桓桓武王,保有阙士,于以四方,克定阙家。”译为现在的话是:武王威风凛凛,率领的将士英勇,征服四方土地,周王朝稳定兴盛。

刘邦熟读《诗经》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仅从《诗经》中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历史依据,而且,在表达格式上也刻意模仿《诗经》中的“少数派”——三句一段的格式在《诗经》中少见,但是,表达都非常之清晰。比如产生在刘邦汉王封地范围内的历史诗篇集成《周南》,其中《麟之趾》就是三句一段,全诗也仅仅三段。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公子的诗篇。刘邦对它的格式的模仿,说明他是一个有贵族理想的平民文人。换言之,在刘邦参与反秦事业之前,他就有了相当高的通俗文学水平。

刘邦,是个新世界的开创者,也是传统优良资产的继承者。

刘邦从年轻时代能受《诗经》影响,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诗经》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通俗作品。秦朝下焚书令时,刘邦已经五十三岁,对《诗经》的阅读已经有很长时间。也由于《诗经》是通俗作品,所以秦焚书后,其他文献都难以传下去(幸亏焚书令下达时有人冒死藏了一些),只有《诗经》没中断流传。按着东汉历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分析是“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就是说,由于通俗的《诗经》易于人们口耳相传,记忆群体庞大,朝廷能烧了书面的东西,却烧不了人们脑子中的记忆。刘邦能日后创作《大风歌》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刘邦率军离开沛县,西归长安,到长安五个月后辞别了人世。在他去世以后,长安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直到他的一个封为代王的儿子被旧臣们拥立为皇帝,斗争才正式结束。时为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也就是说,在他辞世后,他开创的帝国经历了十五年的不稳定期。尽管如此,汉刘封国变成大汉帝国才用六十五年的时间。大汉帝国成型的时点是公元前141年,这一年,刘邦的孙子、景帝刘启逝世。

刘启与其父刘恒给大汉帝国留下了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的政治奇迹。如果仅仅以文景两代人计算,大汉帝国的崛起仅仅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文景之治”那样的政治与经济双兴盛的历史模式,而且还有许多隐藏在历史模式、历史现象背后的政治密码。

以长安为中心的帝国政治运行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以至于人们常常无意间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正如没能从刘邦的诗作里面发现他“可能是流氓,但绝不是文盲”的秘密之所在。

这是一套围绕着帝国政治中心长安而出现的政治密码。

 綦彦臣初写于2010年1月31日,改定于4月16日,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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