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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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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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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4 06:43: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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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皇上亲爹修铁路

在光绪正式亲政之前,他的亲爹奕譞的权威就已经很重。除了职任帝国海军衙门大臣之外,奕譞还力挺洋务派人士修铁路。修铁路的钱不够,奕譞就从海军经费暂挪出一部分去。“海军修铁路”或曰“皇上亲爹修铁路”,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奇观。

修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调兵遣将速度提高,就增加了打胜仗的可能。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天,奕譞写给慈禧太后的专门奏折说:“我作为海军大臣对铁路的好处最有了解,它利于调遣军队与运送武器。我们现在不能再争议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选在要紧的地方铺设铁路。直隶省海岸钱长,不好防守。现在,将唐山开平到阎庄铁路延伸到大沽北岸,计有八十里,而后,再办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一百余里。这样,直隶提督手下的一万兵,靠铁路在山海关、大沽、天津之间来回驰援,要顶好几万用。对于这项海防工程,民间出不起资金,先由国家垫钱。如果太后您批准我的建议,海军衙门就马上成立开平铁路公司,经营此事。”

一、海军衙门是不是权力大了点儿?

既然修铁路是海防工程,又能强化天津守备、保卫北京,就得马上批准。于是,洋务派借此势头,一下子把这个工程干完了,还计划从天津往北京的通州修铁路。其间,有个叫陈承德的广东商人帮了奕譞一把:自己出资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并拿下唐山到天津、天津到通州的铁路经营权,允诺用部分经营收入陆续抵归海军垫支的经费。

当时修铁路,确实出于军事目的,到两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主持修北京丰台泸沟桥到湖北武汉汉口的卢汉铁路,而大讲七大利益即经济好处。七大好处大体是:第一,卢汉线处于国家腹地,不易被敌人攻占与利用;第二,沿途征地方便,拆迁较易;第三,路线长,有利于沿途百姓谋生;第四,此路不仅南北纵深,而且会给东西两侧的山东与湖北带来好处;第五,两湖与安徽两处精兵可借铁路之便,迅速支援北京;第六,把机器运进太行山以北地区,开采煤矿与铁矿,发展国家工业;第七,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食,改海船运为铁路运,不受战争影响。

可以说,张之洞的这种说法是工业在军用基础上的一次转型,也是一次思想进步。在奕譞大力操办铁路的时候,不免触动朝中旧有势力,更何况此前已有数次激辩。同时,海军主修铁路确实不合行政程序,但海军衙门作为部际委员会确实权力不小,几乎取代了军机处。因此,进士出身的监察官员屠仁守御史(从五品)就上书指责“政出多门”的现象。但是,他所指又不甚详细。慈禧只是象征地说:“说得不错,建议采纳。”也未再多说什么。

二、说真话也是一种政治赌博

此间有一个非常之小的细节:光绪结婚要花一笔大钱,大清海军在福建马尾的战役中没缓过劲来,海军经费又挪到修铁路主面不少,慈禧就要求奕譞亲自把关,尽量把结婚预算压低。这个细节也是屠仁守建议的结果。在他不甚详细的建议中,他批评了海军方面用人不讲资历,屡次提拔资历浅的官员,也建议节省财力,尤其防止那种“求好处反而受损害,致使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的情况。

奕譞在预算儿子结婚经费方面,省得不能再省。到办完之后,只花了六百万两银子。

六百万两实在不算少,但是慈禧的亲儿子同治皇帝的结婚时,花了一千万两。

同治结婚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事情,光绪结婚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事情,两者相隔十七年。就算不考虑通货膨胀理因素,经费不增反降,省了四百万,降幅达百分之四十,实属不易了。

屠御史没获得看光绪结婚经费最后开销的机会,在皇帝大婚六天前,他被慈禧撤销了职务。这个政治事件是屠御史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他只看到了慈禧对他建议的所谓采纳,但远未洞悉慈禧在给奕譞加责任之外的微妙图谋。她认为屠仁守无意中暴露了她的内心世界,尽管这个可怜御史从未有机会看透老太太想的是什么。屠御史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写了一份奏折,强烈要求:太后归政之后,各省的秘密奏折以及廷臣加封的奏章,仍要写上“皇太后圣鉴”的字样。

慈禧看罢屠御史奏章,大为恼怒。一方面,声明自己垂帘听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要深以历史上垂帘听政的弊端为鉴,坚决交还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宣布对屠仁守给予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让负责人事工作的吏部讨论对他的进一步处罚。其中,还有一项荣誉性处罚,即“原折掷还”。形象地说,啪地给你扔在地上,让你自各捡起来,滚蛋。

按皇上处理大臣奏章的方法大体有三种:一是,疏入留中,即留在皇上办公室里,不做明确批示,只表示“这事儿我知道了”;二是,抄示中外,即将奏章公布出来,让朝廷大臣与地方大吏全知道奏章内容,一般情况下是批准乃至表扬所奏,附带也有批示哪个部门办理的意见;第三种,就是“原折掷还”,即严肃否定所奏。

慈禧认为屠御史“所奏乖谬”,即不合常理,胡说八道。因此,才给他行政处分加荣誉羞辱。

吏部回奏说:“不让他当御史了,可以在从五品这个级别上安排到别的部门去工作。”也就是说,给屠御史一个“相当于从五品待遇”的位子。

慈禧批示说:“这不行。吏部你们想包庇坏人不是?我看将他开除公职,永远不再启用,才是最合理的处分。”

没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六十一岁的老屠灰溜溜地滚蛋了。随后,到山西一家有名的书院当起了教授。老屠没有十年前吴可读的勇气。那一年,六十八岁的老吴为了让奏章产生轰动效应,喝药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老屠长寿,一直活到八十一岁高龄。

其实,慈禧本人对老屠的忠心还是认可的。在处分了老屠第二天,她与光绪的老师翁同和闲谈,说过:“他这人不懂大局,但还算个忠心之人。可惜呀,我的心事你们全然不知。”

翁同和回答说:“那份奏章不能说是屠御史一个人的见解,是天下臣民一致的意见。我本人也同意他的说法。”

慈禧说:“我并不是推托责任,不愿继续管事儿。我的家事不就是国事嘛!我住在宫中,随时可以把皇帝叫过来,对他处理政务的过失给予指导纠正。何必再另发一道明文,非要说明由我裁决大事不可呢?!”

至此,翁同和明白了老太太的真实想法,急忙答道:“也对!也对。”

由此看来,老太太是不愿离开紫禁成的,也不想真正放弃权力,只是不愿要“垂帘”的名号了。光绪小伙子在亲政的头一年就下令整修清漪园,让老太太日后去闲住,去休养,看来是办错了。至少给了老太太一个猜忌的理由。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老太太虽然一直是胜利者,但她内心世界永远不法安定。斗争的历史,养成了她高度敏感的政治性格。

真不容易!

三、抬翻了轿子,丢了官

屠仁守一月份挨了处分,二月份就又有人出来生事儿。此人姓吴,名大澄,但与十年前喝药死的吴可读没任何关系。吴可读是甘肃兰州人,吴大澄是江苏吴县人。

吴大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比吴可读的能力与知名度高多了。当年,同治皇帝结婚消息刚出时,他就提建议,要求节俭办事。没人敢惹慈禧不高兴,他这么一干,朝廷为之轰动。还好,慈禧没处分他,而且给他升官,由从六品的翰林编修直升正三品的提学督政,负责陕西与甘肃两省的教育行政工作。在陕甘学政任上,他推荐了两位有才华的学生,使他们跳过进士考试一关,分别获得相当国子监学正、翰林院侍诏的待遇。这样的举措,大大地激励了读书人,使他们认识到帝国有救、读书人还有出路,考上进士或举人等一二十年才弄到实职的时代结束了。

他们过于乐观了。慈禧不过拿吴大澄当幌子而已,比如说,儿子的婚事根本就没省钱办,一花就是千万两银子。吴大澄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反正自己捞到好处了。当然,吴还是干了一些实事与好事的,比如光绪六年(1880),一个骑马进了土匪窝子,把上万人的土匪给招安了。

到光绪小伙子亲政的时候,他已经职任河道总督,官阶正二品。应当说,在他的飞速升迁中,奕譞帮了不少忙,因此二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这也是屠御史公开批评海军方面(其实也就是奕譞本人),不按资历用人的一个案例,尽管老屠没直接对吴大澄点名道姓。

吴大澄由于与奕譞私交好,就在皇帝亲政的当月,提出给皇帝亲爹加尊号的建议。这下子,老太太又急了,而且比对待老屠的态度更严厉,宫里的人都说老太太“震怒”了。她对吴大澄的建议批示说:

早在光绪元年正月初八,醇亲王就写了一篇《豫杜妄论》,奏给我看。他坚决拒绝因皇帝之父身份而接受任何特殊待遇,并要从此为例,使子孙后代不再在这方面瞎折腾。我相信:从古到今,没有这么纯正的大臣。

吴大澄现在提出来的问题,严重地违背醇亲王当初的意图。所以,我现在就将当年醇亲王写的《豫杜妄论》公开,让大家都明白醇亲王忠于国家、恪守忠信的心迹。这个原件一公布,看那些想借吹捧醇亲王博取名声与官位的小人,还怎么折腾?!

这一年,吴大澄五十五岁,比老屠小六岁,也算是个老吴了。

恰好老吴的娘死了,他得回家治丧。处分的事儿,就暂不提了。

结语:同样错误,结局何以大不同?

在以后的仕途上,老屠比老吴算是幸运一些:在老屠那里,教书十二年后,帝国发生庚乱也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的事情,慈禧逃亡西安避了一段后,回北京;她想起了老屠,起用他为五品京官,并出任光禄寺少卿。如此,老屠有了个幸福的晚年,直到慈禧死后的第二年后(宣统元年,1908),活到八十一岁,才安祥地离开人间。

在老吴那里,三年后,光绪十八年(1892),得任湖南巡抚。光绪二十一年(1895),帝国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老吴主动请缨率湖南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开战,结果大败,并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就是说,免去你的行政职务,没了这级待遇,但你还得干着。稍后,皇上又下诏,命他让出位子,滚蛋回家。再后来,已经亲政十个年头的小伙子,变成了干练的青年政治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十八岁的青年政治家给了老吴补加了一个开除公职、永不启用的处分。

四年后(1902),老吴在贫困中死去,时年六十八岁。在罢官的七年当中,他没能捞到老屠那样的教职,只能靠出卖字画和古铜器维持生计。在当时,他算个不错的书法家,有此一技之长,才免于饿死。

老吴没得老屠那样的机会,是因为他的好友、皇上的亲爹死得太早了。否则,他很可能咸鱼翻身,而且比老屠翻得更利落。

千万别相信“开除公职、永不启用”的那类的政治词汇,那大多是气话或者讲给老百姓听的。老屠教了十二年的书,不是一夜之间让“开除公职、永不启用”成了废话吗?!

那可是老太太亲口说的,而启用他的正是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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