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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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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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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推荐好书《思想的蝴蝶》  

2010-08-03 07:29: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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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并非生造的词汇

“白封出版”这个词是我自造的。官方有白皮书的习惯由来已久,我看到的特定书目就无法以白皮书来指谓,因后者民间色彩极重之故。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前期出生的人,我对外表无商标等图案的香烟感触深刻,其为特权产品,能显示特定消费者的身份,而有些特定书目现在不乏其特权?性。刚刚看了一部分的?白封出版?,是无书号、无标价,当然也无出版社名称的好书《思想的蝴蝶:高校人文讲座24讲》。

一、“白封出版”很时尚

我到北京办事,见到时隔十一年之后再见的一位老朋友,话自然很多。他说在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工作,那也是个NGO,我对他们的第一辑讲座汇编大为欣赏。他也挺高兴,给了我第二辑,外加《思想的蝴蝶》。

在北京南站坐动车返程时,安检之后,年轻的女安检员还要看看我背的一包书,和手提袋的书。我问何以有检查书的规定,她说上面新来的规定。我一点没想到我手提包中的两套“白封出版”会出什么问题。另一套,也两本,是受托带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的。我在8月5 日,要去石家庄代理出庭一件行政诉讼官司。

坐上动车以后,看在北京买的两期《炎黄春秋》杂志(6月号和7月号),其中6月号第69页有一则广告,说:按需印书,稿子要符合国家出版法规定,书成后没书号,不能买卖,可留世与馈赠。看完这则广告,我轻松一笑。假设火车站的安检真地扣下了我从朋友那里拿到的“白封出版”,我和他们发生争执,他们留滞我,而我消磨时光看杂志,这则广告不正成了和他们交涉的有利于我的证据了?!

浏览在北京买的数本杂志,翻看《思想的蝴蝶》文集,恰恰就很随机地翻到了展江先生的一个报告。展江是做传播学的,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他讲的是《新闻立法展望》。应当说明的是,整个文集的主体受众都是大学生,所以文集的副题是“高校人文讲座24讲”。

二、画饼的可能VS可能的画饼

展教授的讲座一如此前看的传知行研究所讲座第一辑里所有的文章一样,风格轻松,思想独特。展教授对中国的新闻立法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至少希望是有的,不至于绝望到什么都等不到的地步。他讲的新闻立法不仅仅是纸面媒体所需法律,而且还包括到出版,甚至电子媒体。

这就很有趣了!他的这篇妙趣横生的讲座,能让我这位京城之外的人读到并在纸上圈圈点点,正是它的载体出于既合法又不合法,或曰合理不合法的地位上。当然,法也有好坏之分,像“白封出版”之不合法是不合于恶法。有人曾问我什么叫恶法,我说:有权立法并执法的人们在你们家门口按了一个大栏杆,你绕道就费事,不绕道就罚你,罚你罚得没脾气,这就叫恶法。

好法的设置非常之难,如出版法或新闻法,或曰新闻出版传媒法,提案屡屡有之,立法却遥遥无期。而恶法却非常容易通过,并且废止极难。怎样去掉?大栏杆?即不让有些势力随便?罚款?——不受限制地使用惩处权呐?按展教授的思路是大家一起要求中国人大批准“B公约”。有没有可能?我看有的,但不可能是现在。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展教授持欣赏态度。我也如此。不过,真正做起来,还要有非常有素质的公民或公民团体来施加压力,即在细节上和政府较法理之劲。而对于我这样比较清高的人来说,是不好做到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去本地市政府——还是他们(法制办)约我过去的——谈一个我代理的仲裁案件,起初他们说给复印两种文件,五分钟过后变了卦,只复印一种,上面的市长批示还遮下去了。我没跟他们谈什么政府公开信息条例,也没去找市长(正市长是我同一个专业的中专校友),起身便走。对方反觉不好意思,要拉我再坐会儿。我文骂他们一句:?老吏如妓!

其实,在现实中,那些老吏,包括上到一定层次的大吏,真地不如妓女。如果一定较劲,我宁自污说在妓女中有朋友,也不愿承认在政府部门中有朋友。也许有人说我激进。恰恰相反,正是我看到政府的操守不如妓女,我才得更耐心地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这也是我赞赏传知行研究所印?白封出版?的原因之所在。

三、知识价值的化学反应

整个文集中还有不少对于我的信息量而言,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茅于轼,张鸣,我很熟悉,不必评价他们的观点。倒是茅老早就坚持的观点,让我看了展教授的文章后,再次提高了领悟程度。几年前,茅老说少讲民主多讲自由,我对此不太明白。而展教授说了?信息公开?在中国不叫?信息自由? 的缘故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展教授的原话说:“因为有些官员害怕提到自由。中国很有意思,民主可以大讲,自由很少提,你们看,民主在我们媒体上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自由都不提了。”(参见文集第270页)另外一位影响不亚于展教授的学者叫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他讲的题目是《不合作精神与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些东西和展教授有相通之处,比如中宣部的“记忆洞”作用——“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每天发生的新闻给销毁掉,然后再重新造出一期来”(文集第245页)。

尽管萧瀚先生的这话是从奥威尔《1984》一书上套来的,恐怕这本文集要拿到出版社,审稿编辑会枪毙了它,最好的也会要拿掉这篇文章或删掉这段话。

如此以来,需要拿掉或删去的就太多了,结果文集也就成了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面的鱼骨架。所以,采取这个“白封出版”的办法来传播思想是很不错的方式。传播者印书不是为赚钱,甚至连成本都别想收回,但是,结果生成了启蒙效应,出现了知识价值的化学反应。

至于张千帆博士的文章也即讲座《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从学理上为吴思的血酬定律做出了诠释,尽管他没提到后者,而吴思先生在该讲座中的题目是《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文集第67页至第88页)。

四、

我有不少外界赋予的身份,但是本质上还是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也因该学问的前身是经济学里面的历史主义学派,就不可避免地有历史表达的习惯。张博士对血酬定律的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则容易多了,尽管他没有引用吴思先生的文献。

张博士讲到“现在的执政党是通过千百万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政权,为了革命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不愿拱手让人”,还有“既然新的利益集团原先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得到平衡,它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寻租赎回以前所付出的成本.”(参见文集第395页)这两段话,从政治学往制度经济学方面推,学者们不难发现它们隐含了这样的道理:第一,训政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又甚嚣尘上,在微观是公权力的极度扩张——公开妓女名字与在你们家门口设大栏杆,都是为说明他们的道德优先性;第二,在一个政治单一而社会多元的场态中,训政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利益(且不说得利正当与否),而谋求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社会评判;第三,道德教训的资格与利益谋求肯定有一个平衡点或者平衡区域,而一旦这个点或区域被超越,训政的道德性自然就会下降;第四,道德资格的损毁或慢慢降低,会带来暴力索偿——接受道德教训的极端分子会认为受骗,所买不值,退货途径缺乏,只好采取极端方式。

因此,中国训政主义在一段时间的猖獗后,比如奥运十年纪念后,就会招致大规模的社会索偿。那时,景象是可怕的——经济陷入热寂,骚乱成为常态。那

样的情景我也不愿看到,不愿看到的现实道路只有及早结束训政主义政治,全民走向宪政。话可能不小,而清高之态丝毫未变。所幸,还有许多不要钱而发言的良心学者存在,其队伍也在扩大,斯此文集是为证明。

结语:训政主义的黄昏来了!

这本文集有多少人能看到,我不太关心,而且现在看到它也是知识特权的标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预示着训政主义最美丽的时光到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最后,在给这本文集拍照做本文插图时,我特地选了最新一期《经济观察报》第15 版做衬托。这一版上有法学专家李曙光的文章《新闻法的出台已经非常紧迫》。其文是否可以印证展江的乐观,本人不做评论。多说的是,关于这张报纸,带出了一个天大的新闻——它的记者触怒了权力与资本的联盟,遭到了网上通缉。尽管现在事情急转而下,滥用公权力的人公开道歉了,但是,这不是他们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整个社会不再相信训政主义,不相信它还具有任何道德基础。

我说”训政主义的黄昏来了”,绝不仇雠之言,而是基于对民意的基本判断。我说”经济陷入热寂,骚乱成为常态”,绝不是诅咒哪个势力,而是说那是恶劣的训政主义带给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必然灾难!

 

首发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6期,电子版。

 

 

 

附录:《恶法·老吏如妓》

有人曾问我什么叫恶法,我说:有权立法并执法的人们在你们家门口按了一个大栏杆,你绕道就费事,不绕道就罚你,罚你罚得没脾气,这就叫恶法。

好法的设置非常之难,如出版法或新闻法,或曰新闻出版传媒法,提案屡屡有之,立法却遥遥无期。而恶法却非常容易通过,并且废止极难。

怎样去掉“大栏杆”即不让有些势力随便“罚款”——不受限制地使用惩处权呐?

按展江教授的思路是大家一起要求中国人大批准“B公约”。

有没有可能?我看有的,但不可能是现在。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展江教授持欣赏态度。我也如此。不过,真正做起来,还要有非常有素质的公民或公民团体来施加压力,即在细节上和政府较法理之劲。而对于我这样比较清高的人来说,是不好做到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去本地市政府——还是他们(法制办)约我过去的——谈一个我代理的仲裁案件,起初他们说给复印两种文件,五分钟过后变了卦,只复印一种,上面的市长批示还遮下去了。我没跟他们谈什么政府公开信息条例,也没去找市长(正市长是我同一个专业的中专校友,高我一届,此前我签名送过我写的历史著作),起身便走。法制办的官员反觉不好意思,要拉我再坐会儿。我文骂他们一句:“老吏如妓!”

其实,在现实中,那些老吏,包括上到一定层次的大吏,真地不如妓女。如果一定较劲,我宁自污说在妓女中有朋友,也不愿承认在政府部门中有朋友。也许有人说我激进。恰恰相反,正是我看到政府的操守不如妓女,我才得更耐心地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无偿代理公民行政仲裁和诉讼。传知行研究所其实也是在做很基础的工作,这也是它印行“白封出版”的原因之所在。

在给《思想的蝴蝶》这本文集拍照做本文插图时,我特地选了最新一期《经济观察报》第15版做衬托。这一版上有法学家李曙光的文章《新闻法的出台已经非常紧迫》。其文是否可以印证展江的乐观,本人不做评论。多说的是,关于这张报纸,带出了一个天大的新闻——它的记者触怒了权力与资本的联盟,遭到了网上通缉。尽管现在事情急转而下,滥用公权力的人公开道歉了,但是,这不是他们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整个社会不再相信训政主义,不相信它还具有任何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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