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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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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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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篡清是李鸿章的战略安排  

2010-10-07 15:19: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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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复杂的中朝历史关系

朝鲜与当时的越南、琉球、缅甸等中华帝国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华帝国的属国。明亡清兴,大清帝国作为中华帝国的继承人,自然也就成了合法的新宗主。在各属国中,朝鲜名列第一位,与大清宗主的关系最为重要。

此前,朝鲜与明朝的关系非常巩固,在还称后金的清朝力量初兴之际,他们就以近在清朝肘腋的地理优势,牵制清军,所谓屡抗王师。只有解决朝鲜问题,清军才能顺利进中原。这在当时的满清军事领袖集团中是一个无任何争议的共识。故而,他们通过两次重大的军事入侵,征服了朝鲜。第一次是皇太极天聪元年(1627),清军攻入平壤,朝鲜李氏王室逃往江华岛。最后于该年三月三日,订立“平壤之盟”即朝鲜承认满州国为其宗主,向“满洲国皇帝”纳项,并以对待明朝使臣的同等礼节对待满洲国的到朝使臣,等等。第二次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使用崇德年号的1636年,清军组织了比九年前规模更大的军队,号称十万,意在彻底压服李氏王朝。到第二年正月,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抵抗,朝鲜国王李倧正式投降。双方签订了新的盟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印册,躬来朝谒”。

李倧无条件地接受了十四项条款。

一、腐败的李氏朝鲜出了内乱

到光绪元年,历经二百四十年,大清帝国仍保持着宗主的地位。该年,按惯例,大清帝国皇帝派使臣去册封朝鲜国王李熙的儿子李坧为世子。但是情况到了光绪五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也对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密信,要求促使朝鲜与西方各国通商,以免让西方各国认为是大清帝国不允许其对外开放。总理衙门将此信报给慈禧太后,她马上下谕,准朝鲜与西方各国通商。其曰:“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料之中。各国会欲与朝鲜通商,倘使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

大清帝国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日本在东北亚的战略企图,生怕日本借朝鲜生事端给大清帝国添乱子。与此同时,朝鲜也积极按大清中中央的意图加强武备,以做对外开放的后盾。到光绪七年,朝鲜王国本身也有了明确的改革态度,称“及今之务,莫如怀远人而安社稷”。但是,第二年的政变却打乱了朝鲜的改革进程,也把大清帝国更深地卷进了朝鲜内政。

李熙的父亲李昰应在李熙亲政之前,是朝鲜的实际执政者,历经十年之久。到了李熙亲政,就要用外戚闵氏集团来瓜分父亲的权力,致使老父大为不快。这年六月份,外戚闵谦镐的手下胥吏在分发军士口粮过程有克扣行为,导致军人与胥吏的冲突。闵谦镐下令逮捕五名闹事的军卒,并打算就地正法。一些军人奔赴李昰应处,请求出面主持公道,变乱由此而生。乱军杀死了外戚闵谦镐,李昰应进入王宫,责令李熙不得与朝臣见面。也就是说,软禁了国王。李昰应自称“国太公”,总揽国政,对制造骚乱的军人一概免予追究。

二、袁世凯为何被当成神供?

李昰应对日本人从无好感,下令焚烧日本使馆,并处死在朝鲜帮助练兵的日本教师堀本礼造等七人。日本大使花房义质逃回本国,日本政府决定迅速派人入朝。日本舰队陆续抵达仁川,陆军登陆进驻仁川与济物浦两处,花房义质再次以大使身份朝鲜,要李昰追究焚烧大使馆的人的责任,并给日本以赔偿。不料,李昰应一口回绝,花房义质扬言马上动兵。

大清帝国闻变立即派泰西、镇东共五舰组成舰队奔赴朝鲜,执行平叛任务的统帅就是大名鼎鼎的淮军大将、现任直隶提督的吴长庆。吴长庆所率军队计三千人,袁世凯随军负责军需供应及行军路线的勘定,职务为“前敌营务处”。

大清舰队抵达朝鲜的马山浦军港,吴长庆命令迅速登岸。有一位营官称军士大多数晕船,容休息一下再行登岸。一向雷成风行的吴长庆闻言大怒,立即解除该营官职务,命令袁世凯代理。袁世凯果然干练,率队登岸,两小时内在岸上完成整队。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佩服,当众夸奖他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吴长庆在朝鲜反对派领袖人物金允植的建议下,决定逮捕李昰应,押往中国。吴长庆、丁日昌依计而行,只率少数骑兵往见李昰应。李昰应不备,被捕后押往中国天津。在逮捕李昰应之后,大清军队立即剿捕原来发动和参与叛乱的朝鲜“乱党”,一共分两批,处决了一百七十人。袁世凯作为代理营官当然奋不顾身,在平叛中立下了大功,“杀数十人”。复位的朝鲜国王李熙见袁世凯英勇敢为,单独召见,进行密谈。并且,为他一个小小的代理营官立了生祠,在宫中“岁时瞻拜”。

朝鲜国王的抬举也促使大清政府给予袁世凯破格的奖赏,诏称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因此给予同知(正五品)职务,并赏给顶戴花翎。由从七品变为正五品,连升四级。他由一个两举不第的不遇文人,变成了赫赫武威的军中明日之星。但他深知得到的这些只是无形资产,仅仅让人们认可了他有潜力,至于真要在政坛上拥有稳固的地位,还得从长计议。忍耐,在忍耐中窥探时机。

大清帝国对李昰应的处分由李鸿章来拿出初步方案。李鸿章则引经据典,先以中国的“《春秋》大义”为言,说李昰应入王宫而不宣布处理叛军是不义的;继而,又引证历史事件,说朝鲜王国父子不和在元代就发生过,元朝皇帝两次流放政变元凶,一个流放在西藏,一个流放在广东揭阳。

在流放模式指导下,李鸿章安排李昰应在直隶保定府的清河道旧公署大院住下,“永远不准回国”,但仍允许朝鲜复任的国王李熙派专使来探望父亲,称为“以慰其私”。

朝鲜内乱在大清军队的强力介入后,得以平定。为了不再次引发日本人军事威逼,朝鲜王国决定与日本签订条约,以赔偿日本使馆损失五十万银元结案。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紧锣密鼓的渗透,大清帝国与朝鲜王国的经济合作也大为加强,李鸿章提出《朝鲜通商章程》八条。其第一条就是北洋大臣派商务委员进驻朝鲜,朝鲜亦派大员到天津设署,办理通商事宜。朝鲜方面在乱局初定之后,呈请大清中央派员帮助练兵。李鸿章指示吴长庆办理,吴长庆就选定袁世凯等三人专司其事。大清中央政府还拨来军械装备,计来福枪一千支、大炮十门。袁世凯按淮军训练方式,很快训成一千名朝鲜新军。由此更得李熙赏识,李熙再从旧军中选五百军士,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有袁世凯在,朝鲜国王的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似乎袁世凯就是朝鲜王国平安的象征。

三、日本驻朝鲜大使馆二度起火

表面上的平静局面刚维持一年多,朝鲜王国内的维新党与守旧党的冲突就再次将清日双方卷进他们的政治漩涡。

维新党以金玉均为首领,谋求彻底改变与大清帝国朝之间的关系,确立政治上独立的地位。金玉均的维新党集团的五位中坚人物,经常到日本考察,在国内也庇护日本人,倚重日本人为改革的推动力量。守旧党则以王室外戚、禁卫大将军闵泳翊为首领,坚持与大清帝国保持宗藩关系,并借助大清驻军保持政治高压态势。

光绪十年,中法在越南问题上发生冲突,战事迭起。三月份,吴长庆奉命带三个营的兵力回国内驻防,留下三个营的兵力驻守在汉城。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可托以重任,保奏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有了初步的实权。

朝鲜的维新党认为中法战事爆发,正是朝鲜倚借日本力量赶走大清驻军并推翻守旧党内阁的机会。经密谋,定于十月十日发动政变。维新党的中坚分子之一洪英植时为总邮政官,参与外事商务。他以总邮政官的名义请各国使节到邮政总署参加晚宴,日本方面则在使馆准备下充足的武器弹药,以待事变。

晚上,各国使节及朝鲜王国大臣陆续到齐,只有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没来。不等了,开宴吧。洪英植若无其事地安排宴会程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邮政总署院内燃起熊熊大火,维新党人的武装分子一拥而入。外国使节遭此变故,一哄而散,维新党人开枪打伤守旧党首领闵泳翊,并杀了数位在场的政府高官。半夜,维新党人与日本兵冲入王宫,声称:大清军队将进攻王宫,要求李熙下诏让日本军队入卫王宫。

无可奈何,李熙答应了维新党的要求。

大清驻军得知日军占据王宫,就以吴长庆的名义要求日军撤离,日军不予答复,并在王宫的普通门开枪袭击前来护卫李熙安全的大清军兵。大清军队害怕还击会伤及李熙,只好隐忍不发,因此兵员也就多有伤亡。当袁世凯侦知李熙已经逃到后北关庙时,马上组织反击,很快打散了所谓的日本卫队,也将李熙转入大清军营中,严加保护。同时,他下令处决维新党人洪英植共七人,其余三位中坚分子林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出逃日本。

日本驻朝大使竹添进一郎见势不妙,一把火自烧了使馆,逃往济物浦。

应当说,袁世凯在邮署事变上处置相当得力,但是长期以来,大清中央确实不愿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摊牌。再加上驻军中的意见不一,以及另一位将领吴兆有欲开脱轻启衅端的责任,所有问题只有袁世凯一人扛起来。在朝廷派吴大澂与续昌前往交涉之时,也电令袁世凯率队回营,听候处理。

对于有人趁机揭发的袁世凯的作风与经济问题,李鸿章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怎么才能与日本达成妥协。

四、袁世凯再赴朝鲜立大功

年轻有为的袁世凯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只好选择官场上以退为进的老套路,声称嗣母有病,请长假回原籍侍奉娘亲。光绪十一年初,袁世凯回到河南陈州,过上了隐居生活。

在他的二堂叔袁保龄看来,袁世凯不但没过错,反而功劳巨大。因为朝鲜新党的政变事件,是袁世凯第一个用急电告知袁保龄的。当时,他已经把朝鲜国王李熙保护起来,而袁保龄又急电李鸿章请示由旅顺派兵增援。大清陆军与海军迅速集结,时值冬季,渤海湾已经结冰,大清海军则“轰冰渡海”,比日本舰队提前三天到达朝鲜,取得声势上的先机。所以,在以后的谈判中,不管日本人怎么要求惩办袁世凯,李鸿章就是不答应,只跟日本人说:我回国后,给他写封信,训斥他一番。此所谓“行文戒饬”是也。

这样的处分等于没有,真就是“糊弄洋鬼子”。

袁保龄久谙官场之道,一边写信劝慰年轻气盛的堂侄,一边代袁世凯表达对李鸿章的庇护之情的感谢。如果说原来的袁世凯夹杂着谋生的动机不得不投靠淮军并敬佩李鸿章的话,那么,现在呢,他就变成了由衷地佩服,甚至是崇拜。

有李相国在,我袁世凯还怕没官做吗?不怕没有富贵,怕是富贵要来逼我!

袁家叔侄在李鸿章眼里,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光绪七年,袁保龄投靠李鸿章当幕僚,在直隶总督府下处理海防营务。袁保龄治军严格,经常半夜起来查哨;平时遇有百姓与军兵发生纠纷的事情,他总以体让老百姓为主。袁保龄做官清廉又肯干,在晚清时代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他经手的海军工程费全部花得合理,举凡修炮台、筑堤台、架电线,无不立见奇效。光绪十年,国家大办海军,李鸿章专询袁保龄密议,袁保龄以六策十八字回复,称曰:“重事权,定经制,建军府,简船械,筹费用,储人才。”

李鸿章闻答大喜,将他视铁杆的心腹,所以,后来袁保龄因疾劳请退时,李鸿章再三挽留。直到袁保龄晕死在海军工程现场,抢救活命之后,李鸿章仍不放袁保龄,给他找了督工的助手,让他居于高端监督。袁保龄心甘情愿地效力于李鸿章,仅船坞工程外包一项,就给北洋海军省了数十万两银子。

有这样堂叔为依托,吴长庆的保举因素逐渐地就失去了作用。政治嘛,论感情固然有用,但是不断与新主人建立新的感情联系,才是上升的重要因素。

机会,来了。

在大清军队与日本军队协商两国军队全部退出朝鲜半岛时,俄国势力却趁机而入。沙俄公使韦贝与闵妃集团建立政治联盟,试图成为朝鲜的“保护国”。为制约闵妃集团,李鸿章使出奇计,让原来被软禁而“永远不准复回本国”的李昰应回国,并且派一小队护兵护送。

李鸿章决定让足智多谋的袁世凯去执行此项重大国务与军事行动。袁世凯闻召至天津,李鸿章亲自接见,笑着对他说:“今天的情况好比演一场大戏,台子搭好了,看客也请了,只看你这个主角怎么演了。”

袁世凯对小队人马护送李昰应回国信心不足,希望带大队人马去。李鸿章考虑到与日本有约,双方任何一方兵进朝鲜都要打招呼,只能给袁世凯以鼓励,说:“韩国人一听袁大将军到了,必然欢声雷动,没人敢对抗你的命令。你带几十个水师军兵去,足以办好。”袁世凯明白李鸿章的意思,立即起程公干。袁世凯率队进入汉城,面见国王李熙,交代了大清政府也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政治意见。

李鸿章这一手果然厉害,打得闵妃集团晕头转向。闵妃集团稍做静定,立即拿出强硬意见:不允许任何官员与李昰应接触。这与李昰应当年软禁儿子时的做法如出一辙。袁世凯经各种努力,试图让李昰应重返政治中心,结果无济于事。只好回国向李鸿章问计。李鸿章似乎早料到此步,请示慈禧太后,重用袁世凯,让原来驻朝鲜的商务委员陈树堂辞职,原因是陈树堂“忠厚有余,才智不足”。

在写给中央的保举信中,李鸿章拿出实例来做说服工作,他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即全权代表的职务,其中的“交涉”二字意味着袁世凯有权过问大清帝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事务。至于给他的国内任职资格,则是“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这就是说:现在以知府的身份使用,等有了道员职务空缺,让袁世凯优先补任,即由知府升为道品,现在就给他一个相当于三品的衔级。

河南项城袁家在大清名臣袁甲三之后,看来又要出巨宦名臣了。袁保龄与袁世凯叔侄对李鸿章的大力提拔感激涕零,袁保龄甚说“提拔得太迅速,赋予的使命太重大”,并明确表示知恩图报,称曰:“两世受恩,一门戴德。”袁世凯在感恩的同时,更注重表决心,他说:“我作为职任知府衔的官员,才能并不优秀,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唯有仰李相爷的声威,并谨慎从事,才能不辜负朝廷委任我的本意。”袁世凯经过上一次官场风波,老练多了。二十七岁的袁世凯带着二十余人幕僚踏上赴朝之路,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二堂叔袁保龄的肺腑之言;第一,要用心领会朝廷及李相爷的意图;第二,办事要稳,有几件顺手的事办成,名声就更大了;第三,少玩手腕,接人待物要谦虚,千万不能得意忘形。

以上三条,前两知大体上遵守得差不多,虽然说第三条的效果是检验前两条的标准,但毕竟他袁世凯在本质上是不甘人下的。他不太注意外交礼节,甚至有时不愿与西方使节共同议事。对于朝鲜国王,他也一改旧日面孔,大耍威风,甚至直闯王宫,对李熙颐指气使。

其实,这小袁也是粗中有细或干脆就是声东击西,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昰应重返权力中心。为压制亲俄的闵妃集团,袁世凯打算废掉李熙,让李昰应监国,另选一位新国王。闵妃集团大为惊恐,赶紧与俄美日等国公使交换意见,敦促清政府撤换袁世凯。

结语:李鸿章的《奏保袁世凯片》

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李鸿章破例地没有妥协,反而力挺袁世凯,于光绪十八年六月写给朝廷的《奏保袁世凯片》中,大大地表扬了袁世凯一番:“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预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

这样力挺袁世凯,倒不是李鸿章怕担保举责任而违心为之,而是他意在向西方各国及大清朝廷表明:别看我李鸿章一向主张妥协,但我手中也有硬牌,最硬的这张就是袁世凯。在另一方面,李鸿章也清楚地知道大清的命运将归向何方,在这座冰山融化前,他要把淮系的杰出人物打造成这个国家的战略上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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