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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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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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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经济时代的恐惧——中国人吃人片断史  

2011-01-28 16:0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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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不只是为了满足胃口

中国人把吃看成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指标,或者说免于天灾人祸而过上稳定的低流量消费生活就是多数人的最可观测的幸福指标。此者,在俗语中就简化为“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管这句俗语出自什么年代,它都超越了胃口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遗传密码。换言之,锅台上的蒸蒸热气与孩子们贪婪的目光,还有主妇忙碌的身影,构成一幅快乐的俗世生活图。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社会生活称为“食物经济时代”。

吃,作为一项美好的理想,它一直在部落到王朝的历史中发挥着作用,支撑着那个纯朴的古典社会。在《诗经》里最晚创作的《国风·郑风》里面有一首诗,名叫《女曰鸡鸣》,记录了夫妻之间关于饮食的对话。

女人说:“鸡叫了。”意思让男人起床,劳作。

男人说:“天还没亮,你看看天上,还有星星呐!”睡懒觉不愿起。

女人又说:“夜宿的鸟雀已经醒了,飞起来了,你该到芦苇里射野鸭子和大雁了。”

男人还是不动,但最后还是被劝了起来,因为女人告诉他打猎回来将有一番美食享受。你射到野鸭和大雁回来,我给炖炖,咱俩一块喝壶酒。一切如愿,男人收获而归,女人下厨操作,肉熟酒热,两口子还弹唱起来。人民的幸福感觉与吃喝相关,而不只是“以食为天”的最基本果腹要求。对于《女曰鸡鸣》一诗,现代文学家如闻一多认为它记述的是新婚的小两口儿的生活。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关于吃的历史更是残酷的,尤其当人以同类的身体为食物的时候。在特定的时期,人以人为目标的“吃饭”方式成了中国历史最深的伤痛之一,或曰它是食物经济时代的恐惧。

一、汉武帝拒不救济灾民

人吃人,有时候是文学作品里的事情,如梁山好汉将仇敌开膛剜心,炒吃了特定器官。还有,人以同类为食也是上古遗留下的习惯,因此,非洲一些部落还存有吃人的风俗。想到后面这一点,也许让人的心情放松一些。

如果试图将中国历史上人以同类为食事件与集体吃喝联系起来,那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被人们认为是伟大帝王的汉武帝。在他长达五十四年的执政时期里(公元前140至公元前87年),不幸的“人相食”事件分别发生在他登上帝位的第三年与第二十七年。他发布“大酺五日”诏书有三次,分别是他在位的第八年、第十五年、第三十八年。“人相食”灾难与“大酺五日”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现在尚不能考证清楚。倒是有一点可以知道:放纵百姓大吃大喝五天的政策实行与国家的喜庆有关,例如元朔三年(公元前126)的那次“大酺五日”是因为国家暂停已进行了五年的“发巴蜀治南夷道”即开发大西南的浩大工程,以及朔方城建筑工程正式完工。

“大酺”政策是人事,可由最高统治者的好恶来决定,但是“人相食”诱因却是天道,超乎人的意志。汉武帝时期的第一次“人相食”事件是由黄河决口引起来的,那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的春天,那个季节里人民的储粮是一年里的最低时期,也就是常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结果是“大饥”。

“大饥”的结果是“人相食”。

现在来设想当时的境况:国家不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救济黄河决口受灾的平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文景之治留下了“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的储备。估计是刘彻不愿意动用国家储备而弃灾民于不顾,最保守地说,可能是运输条件的限制,粮食没法送到。

二十四年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另一次“人相食”事件是由雹灾引发的。雹灾导致“关东郡国十余饥”。但是,雹灾只能打烂庄稼(时为夏四月)而不可能把百姓家的存粮全打烂而不能吃了,由此可见百姓存粮普遍较少。百姓粮少是由于农业劳力被抽走而致收成不足的缘故,被抽走的劳力被迫参加武帝对外战争以及国家工程的建设。还有,雹灾不会影响交通运输,从首都长安也可以往较近的关东地区通过陆路和水路运送粮食,由此可见刘彻仍然是不愿救助受灾的百姓。

这样的君主有什么伟大的呢?!

汉武帝当时若是面对“为何不救灾民”的质问,他会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尤其是对第二次“人相食”事件。那能怨我刘彻吗?那是老天爷不干好事儿!在两次恶性事件中间,我不是还好搞过两次“大脯五日”的惠民政策嘛!

二、“王莽之谶”似魔咒

在救助百姓方面,汉武帝远不如后来夺了他汉刘政权的王莽,对于发生在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天蝗灾导致的大饥荒,王莽下诏打开官仓赈济灾民。就是这样,涌到首都附近的灾民死亡比例还是“十之七八”,并发生了人相食的事件。

在吃喝政治学层面上,王莽确实是一位比刘彻好得多的君主。如果刘彻“伟大”的原因成立,那么,王莽则是“至伟大”了!

从刘彻到王莽乃至后来的中兴之主刘秀,统统身处极度迷信的时代。按学术话语来说,经学神学(也可叫做“神学经学”)高度发达,预言未来、推卜起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王莽请这方面的专家看过相,专家当着他的面没说全结果,而是跑到外面传言,说是莽面相不吉,“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王莽得到反馈后,杀了这个专家。但是,这个或可称作“王莽之谶”的不幸预言却落在了百姓头上。

到刘秀开启汉刘第二帝国后,“王莽之谶”还像个魔咒似地缠着汉刘政治。虽然不是屡屡发生,但悲惨之状甚于前朝。也正是不经常发生,其不可预测性以及里面的宿命因素让人感到恐惧,感到无奈。

刘秀称帝初期,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军二进长安,“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郊皆空,白骨蔽于野”。刘秀创建的王朝天命将终之际,出现了三次“人相食”的高峰:

第一次,董卓驱赶数百万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百姓往长安走,路上食品极度匮乏,活人吃死人以果胜腹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第二次,董卓死后,他的部将在长安一带混战,导致粮价飞涨数千倍,买不起或买不到粮食的人们开始吃同类,“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盈路”;

第三次,汉献帝从长安还都洛阳,长安原住户怕被强迫迁徙,壮者逃散,留下较弱的那些人再竞争,结果是把最弱的那一部分吃掉了,“二三年中,关中无复人迹”。

三、战争带来的食人之祸

“人相食”的历史并没因为汉刘第二帝国的彻底消失而湮灭,它随着历史之河的流淌顽强地往下发展。在隋朝第二代君主杨广治理时期,它又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从这点上讲,后人可以说汉武帝和隋炀帝根本没什么本质性的差别。

杨广的战争政策导致了大量的百姓失去本业,所谓“行者不归,居者失业”。由于战争需要一支庞大的后勤队伍,本可种粮的人也无法种粮了,推着车子、牵着驮驴给前线送粮食,田地荒芜则成了必然。田里不长庄稼,多生野草,整个景观也就退化到茹毛饮血的先民时代了。既然没法种地,又得谋求生路,那么起而为盗则是草民中强者的自我保护方式。盗贼多兴,能够正常营生的人就更少了。

隋亡之后,李唐代之,但是战争仍未能结束。李渊父子要统一天下,从武德元年(618年)消灭薛仁杲而有陇西,到贞观二年(628年)消灭朔方的梁师都,十年之间兵革不息,草民们的灾难丝毫不比杨隋时代有减,所谓“飞刍挽粟,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并非夸张之语,它指的是受兵灾最严重地区的情况。详勘史料,可以发现唐初的户口仅有隋大业年间的四分之一,即六千二百万人只剩下一千五百五十万。盛唐来自不易,言之并不为过。但是,到玄宗时代,好运结束在了他统治下的“天宝盛世”。天宝十四年(公元741)冬天,安禄山起兵渔阳(今北京),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了。在战争中,黄河北岸五十余城被破,草民们流离失所。叛军为寻财宝而不惜“发人冢墓”,活着的人们则是“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狭长的长安至洛阳经济发达地区同样无法避免灾难,经历那场兵灾的杜甫以诗描述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草民的累累尸体压住了青翠的草木,草木失去了清香,大地只有腥红一片!

著名文人元结在事后进行重点调查的地点方城得到了统计结果:“旧万八户,今两百户以下。”相邻的南阳、向城“更破碎于方城”。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争年代,幸存的人也比死了的强不多少。安史之乱平定后,政府穷困至极,竟然生出催要天宝十四年下半年以后人民积欠八年税赋蛮不讲理的政策。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逮住蛤蟆,攥出尿来”。政府公开地对草民说这种行为是白拿,时称“白著”,“凡有粟帛即强取其中,甚或十取八九”。刚刚结束“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生活的草民们要么甘心受压榨,要么逃向山林以求躲避。

结语:如果战乱再加上天灾

残酷中的残酷不是天灾,大多是政治腐败导致权力体系崩溃,军阀混战,草民命不如草。再就是国家不自量力,妄兴兵革,终至于天灾人祸,国破家亡。五代晋出帝石重贵的国家战略失误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统治的短短四年几乎就是天灾人祸相交替的四年。天福八年(未改其父年号,公元943),他继位的第一年夏天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蝗灾,草民们四处奔逃以避灾难。全国性大面积绝收,皇权集团与官权集团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于是,天灾之上又添人祸,石重贵派高级官员往民间借粮(实际上是抢劫)。借粮的同时,还施以酷法,不出借或隐藏粮食的皆予处死。

强行借民粮等于从草民嘴里硬抠。也许上天怨怒,这时的蝗灾更加厉害,以至于“草木皆尽”。由于无情的蝗灾,也由于皇权与官权的横霸,受灾的二十七个州郡有数十万人被饿死。

第二年即开运元年,契丹人在春天向石晋王朝发动进攻。本来因灾疲惫,再加上兴兵抵抗,草民更无食可用,结果又有数十万人被饿死。到了如此惨境,也没法一一埋葬死者了,只好让各地官吏集中埋尸。在草民屡屡饿死的情况下,石重贵决定对契丹实施战略反攻。在深重的灾难中试求一博的心理使他走上了亡国败家的不归路。

就在这个可能是自认的绝路上,他也走得不那么顺利。蝗灾后,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内乱与水灾。开运三年七月,黄河两岸的州郡又饿死了好几万人,不甘饿死的人们起来作乱,到处抢掠。在人心怨怒之时,天降暴雨,下了十几天,本来还有点指望的秋季庄稼全被淹死。紧接着洛阳、郑州、贝州一带也因大雨造成洪灾,饿死草民三千三百人。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曾任州刺史级官职的人,叫慕容彦超,旧日的罪行被揭发出来,而罪行到了后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只是未经朝廷批准,动用了官仓的麦子,以及私卖了一些麸子。石重贵决定判他死刑,多亏有要员刘知远出面相救,才免于一死。后世文人可以把这个细节当个廉政故事来讲,但这种可悲的廉政故事的背景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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