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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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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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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激愤,挡不住天下姓袁  

2011-07-14 08:07: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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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分子生产严重过剩

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既没有良心也没能力,在国难之中特见例证,那些有进士身份(学历)的带兵者,不是大言吹嘘以致胜利都在嘴上,就是弃军弃城而自顾逃命。就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总体人格衰败与科举生产过剩有关。

科举过剩造成了知识分子入仕及谋生的艰难,而谋生之艰难必然迫使其放弃独立人格意识,就不用说报效国家、拯救社会了。

以光绪年间为例,“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稍低的考试过关之后,如进士资格获得后得到知县一级实职的,“非二十年不能补缺”。

其基本情况亦如下引故事一样,有出处。可见参见何刚德(?-1934)著《客座偶谈》卷二,第5则〈光绪年间人才拥挤〉。 【《客座偶谈》,民国十一年(1922),何氏自刻本。】

二、曾国藩要设“绝无良心科”

知识分子呼吁改革的大有人在,如龚自珍诸人;也有起而拯救的名士,如曾国藩诸人。但是,整个王朝的知识分子道德全然消失,以至于投身平叛事务的曾国藩说要设立“绝无良心科”。当时,在曾手下作幕僚的何应祺附和自嘲:“明公你要果然设置此科,是不是想选我当第一名?”这虽是个调侃的细节,但足以说明科举制度是不生产良心的;之于当时的时代,科举体系的知识效用当然已降到最低点。

这个故事是有出处的,见诸易宗夔(1874-?)著《新世说》卷七(排调第二十五)第22则〈曾国藩欲立“绝无良心科”〉。【《新世说》,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排印本。】

三、人们都盼官员“脱离群众”

彼时,“吃国家”是长盛不衰的时尚。由于官员“吃”的对象是国家,自然就没有对百姓(群众)负责的意识。不脱离群众反倒有害,那就是它们“联系群众”的方式不是收取各种费用,就是借故敲诈勒索。

 既然各级官吏以“吃国家”为能事,就必然采取舞弊手段。对此,在后人眼中一向有严肃、倔强之形象的辜鸿铭,曾调侃说:“我舞弊,你舞弊,他舞弊,我们舞弊,你们舞弊,他们舞弊。”

此说亦有出处,可参见瞿兑之(1892或1894-1968)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之附录《杶庐笔谈》,第5则〈舞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民国三十五年(1946),太平书局出版。】

一个社会舞弊成风,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是有些制度或(和)政策确实不合实际并严重妨碍人们生活,但有权决策层面又不愿改革或刷新,致使人们设法搞假以应付过关;第二,是整个社会竞争环境极劣,以真实态度对待社会不仅没有相应回报,还要遭受严重损失,致使人们视有用有效的条例为大害而试以个人投机来抵销其限制。

四、吃到死人头上,国家就快灭亡了

辛亥革命前,清末社会以上两种状况并存,舞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以至于中央权力机关都为之头疼。比如说,平定太平天国牺牲人员的抚恤,经历二三十年之后,许多档案被调换。最后,又冒出八千人未被抚恤的情况,以至于中央机关为防出现八万的冒请,下决心给此八千人亲属(后人)补助。

造假舞弊生于民间不过谋生之需,而之于官宦阶层就是为了“吃国家”。到革命前,“吃国家”在清末已蔚为壮观。你吃,我吃,他吃;你们吃,我们吃,他们吃。最后,吃到武昌出了新军造反,天下渐渐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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