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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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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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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可以,但绝不能酸!——“敲碎水浒”系类(3)  

2011-10-03 14:04: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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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仪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因此,生铁王员外才往公堂告他去。

  聪明的高俅在受此重大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模人样来,就要精通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那里,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宋沿唐制,几无变化。

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实情况。第七十二回写道:“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时间充裕,再加上玩得十分投入,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水浒传》第二回写道:“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高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高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走吧,只有走了!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英雄史进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目的。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高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上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水浒传》作者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到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这样写却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性命。

要给陆谦开个追悼会,悼词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的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毕竟是做的见不得人的害人勾当,尽管是由高级别人物暗中指使的。也正是高级人物的暗中指使,菜式整个事件极端复杂化。而化复杂为简单,就得让陆谦死得非常低调。开追悼会这事儿就别想了,就算那时有这个程序也不能给他办。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火烧草料场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林冲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高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似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高俅真幸福!!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压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专使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惨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梁山泊集团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

《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即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高二哥的本质,随时随地他都要“幸福地生活着。”

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相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高二哥就是高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到皇帝的情人李师师。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

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且是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即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它是以说明问题:南宋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好一首歪诗,好一个定理!在降将郑广那里,官与贼是等价的。换言之,官贼等价是郑广定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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