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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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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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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简史(2):天安门外抽签忙  

2012-11-21 10:07: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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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官僚家庭的企业性质

在科举制度兴起以前,官僚家族生产官乃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说,几乎所有高官的家庭都成了生产“官”这种产品的企业。即便到了科举时代,官家产官的流水线仍具有很重要的功用。生产官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基础产业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就出现了“十羊九牧”的现象,官多、官滥,官不干事儿还侵害农民利益。

东汉初时,建武元年(25),刘秀为解决官员过多的问题,采取过合并县和封国的办法,其诏曰:“设置官职的目的是服务百姓,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且吏仍然很多。此为天下一大负担。命令司隶州牧进行机构合并,不足设立长吏的县和封国合并。”此次举动,减少了四百余个县的设置,官吏职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一、大改革之后,产生大弊政

刘秀在东汉建国初期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绝少的一次成功精简机构的改革(迄今为止,仍然是!)。紧接着,刘秀又在中央警卫高官(执金吾)朱浮的建议下,采取了稳定官员任职期限的办法,以减少财政支出。朱浮说:“汉王朝兴起,积功有用,官员在位时间长,也可传给子孙。近来,官员调动频繁,迎新送旧,疲于奔波。在位时间短,则倾向于政绩造假。”

此中所说的“也可传给子孙”,标准称谓是“任子”,即官员家庭生产官的那种制度。任子制度是官家产官的流水线,如石奋家庭的情况最为典型,以后的朝代改任子之称为“荫叙”。逐渐地,“荫叙”的范围扩大到被叙主体的学生、门人、亲戚。

当然,光由官僚政治企业生产官员还不行,总要让新的愿参与交易的人进入这个市场。这对买方有利,皇帝可挑选更多的新货色。这种方式叫举荐,俗称“举孝廉”。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这叫榜样优先。榜样优先,是科举制度产生前很重要的官员生产机制。但是,这种交易方式无法避免进入者掺杂使假,其中主要是买方的代理人即管理举荐人先起了私心,比如把被相中的人看成自己的门生,归入自己的利益集团。

一方的不诚实也就导致了另一方的不诚实。卖方为更好地得到进入市场的资格,往往夸张性地标示自己的货色,以至于百姓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还是东汉时,有个赵宣,为了以尽孝道之名得到举荐,一直在父母的墓道里守孝二十余年,搞得名冠天下。那时,守孝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要穿丧服,吃素食,不办喜庆之事,尤其不能与妻子同房。赵宣做得很到位,朝廷征辟、郡守举荐不绝,他坚决不应,声称全心尽孝道。陈蕃任太守后,觉得事有不近情理之处,派人侦察赵宣的行为细节,发现这二十多年间,他和老婆共生了五个孩子,也就是说并没停止性生活。

赵宣的表面文章被太守陈蕃揭穿了,结果是身败名裂,二十多年工夫白下了!

二、“铜臭”之政治含义的起源

 至于用粮食或金钱换官职的人,在交易成功之后也不是没有风险。一是来自道德的,二是来自实务考验的。与赵宣事件大体上相当的年代里,有的人认为用艰苦的品行成绩换官太麻烦,不如花钱去买。也恰好国家财政紧缺,在皇城的鸿都门公开拍卖官位,还允许赊欠价款。身在官位的名门之后崔烈,为了让职位更上一层楼,就花了五百万钱买了司徒之位。

正式任命那天,崔烈精神头儿很健。灵帝从中看出了门道:这老崔看来是赚了一把。要不,他怎么会这么高兴呢?于是,悄悄对身边的太监说:“这官是真卖贱了,当时要他一千万才好呢!”

崔烈原在九卿,买了官后成了三公。他想看一下外界反应,儿子说:“别看你级别升了,名声反不如原来了。”

崔烈问所以然,儿子说:“大家都说你这官有铜臭味。”

老崔一下子明白了,又恼又羞,全然没了朝廷高官的斯文,像市井小民一样抄起棍子打小崔,小崔躲闪,老崔高叫:“老父训子,儿子逃跑,有违孝道。”名声降到如此,还论孝名,堪为当时政场一大笑柄。老崔要是不买这个职级,反倒能在历史上留下个好名声,因为他做郡守时干得相当不错。五百万钱是否搂了回去史无可考,但五百万万钱买来了道德收益下降,是崔烈所没料到的。

政府公开卖官也不止于东汉,以后还有,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久就开了“捐纳”一途,康熙时,开捐三年,共得银子二百多万两白银,有五百多人捐得知县,平均每人捐了四千两。而那时知县年薪不过四十五两,一个人舍得用相当八十八年的合计工资投入去换一个知县,就算从吃奶那天干到死也不划算。

明白人都知道:工资外的收入更重要。这里的明白人太多了:捐钱的人自己明白,卖官的政府明白,社会上的百姓明白,就别说“天知地知”了。不过,最明白的人还是买官的人。如果赔了,他会表示不满的,虽然只有少数敢公开抗议。

三、皇家毁约与无奈的“程序正义”

清朝时,松江(现上海)有个布贩子,拿钱买了个从七品通判。在晋见皇帝时,皇帝问他:“你好好地贩布呗,捐官干什么?”

“这就是您老人家的不对了,做官这档子买卖总比贩布更有赚头儿啊!”布贩子说了真心话。俗语道:是那么回事儿,别那么说。皇上面皮不好看,大为恼怒(也怪丢人的,其实捐官的哪个不如此呢),当场给布贩子革职处分。按道理说,这等于卖方耍无赖,毁约。

买方一见不但没了赚头儿且本钱也丢了,不干呀。就到吏部闹事儿,他在吏部办公厅高叫:“天下没人愿干赔本的买卖,即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子还给我。”这下子把尚书也惹急了,下令吏部官员把他送到九门提督那里。九门提督那里给了他治安处罚:五十个嘴巴子,四十下板子,驱逐出京。

无论征、考、捐,当上官找个什么差事很重要。在官多职少的年代,情况就更加突出。宋朝对官差(衙)的分等,有民谣化的评论:

吏勋封考,三婆两嫂;

户度金仓,细酒肥羊;

礼祠主膳,啖韭吃面;

直职驾库,咬姜呷醋;

刑都比门,人肉馄饨;

工屯虞水,生成恶鬼。

由此看来,吏、户、礼三部远比兵、刑、工三部要强。不管哪个部肥一些,哪个部瘦一些,还总算在中央任职;到地方任职则没这么幸运了,一者候补人员太多,弄上个实职就不容易了,二者主管部门压力大,社会也不满。怎么办?来它个“程序正义”,看谁还不服气!

“程序正义”当然是现代话,古时候叫“抽签”,类似现在买彩票,中上哪等算哪等。这一首创起自明末孙丕扬,据说他创“挈签法”也是为了廉政,即防止了中贵人干预官员选取与分配。此说也不无道理。

当时有个陕西老举人,抽了个“杭州推官”即司法官员。杭州那地方政务繁忙,老家伙怵头,请求孙丕扬予以改任。孙丕扬大怒:“你个老小子,别以为咱们是同乡我就得帮你。不去上任,我就把你交给刑部问罪。”无奈,陕西老举人哭着上了任。后来,果因政务不佳,老出差错,让浙江巡抚给免了职。

结语:第二个顺口溜

孙丕扬创挈签法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干到七十岁时,他终于顶不住,没待皇帝批准,就弃职回老家富平了。孙丕扬毕竟是有政德的人,闹到抽签选官,他也没办法。弃职后,他又过了十五年的太平日子,到八十二岁时,与世长辞。

挈签法简明可用,到了清代还在用。清朝把它更加公开化:不在吏部抽了,到天安门外去,吏部主持,监察御史监场。更有进步的是:签上只标省份,而不标具体任职之所;到了任省,再由总督、巡抚视情况而定。时人亦有小谣讥之,曰:

时运通,掣二东;

通又通,挈广东;

时运低,挈四西;

低又低,挈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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