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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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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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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削简史(3):左丘明竟然成了孔夫子的学生  

2012-11-02 15:57: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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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林彪叛逃证伪尧舜神话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已经有很好的社会形象、很丰厚无形资产的舜,为什么要冒着形象毁坏、无形资产丧失的风险来发动政变?

这令今天的人很是费解。也多亏当代史上有“林彪叛逃”事件,即林彪作为法定接班人政变未遂而不得不远奔异国,才让我们有所比衬。尽管后者的逃跑并未成功,也尽管林彪和要传给他最高权力的人谁也没说过此前的约定是在效法尧舜继的历史。现在看来,舜发动政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措施。

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既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一、温柔的血腥:部族权力传承代价高昂

至于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即被迫交出权力的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虚构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柔,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孔夫子与左丘明学术身份等价,没有师生关系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以自称有“《左传》癖”而自傲。

唐代文学家孔颖达对《春秋左传正义》作疏。(疏是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

《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于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不过,这个说法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歆首次对左、孔关系进行了评论。据《汉书·刘歆传》记载:“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他是“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说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

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三、不该有的历史笔墨官司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话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

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

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

结语:司马迁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伟大

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比司马迁的复杂推理要干脆许多,直接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一下子,把左丘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学者们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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