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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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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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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简史(4):从开矿太监到漕运风客  

2012-11-23 09:59: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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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财政困难与被动改革

   和平时期的法律外衣掩饰了国家经济暴行的不道德一面,但是,百姓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抢掠,他们有着自己的对抗手段,手段有暴力的也有非暴力的。明朝,作为著名经济改革的开矿事业,其中的官民博弈很好地说明了以上两点;在清朝,漕运作为国家重要经济支柱,其中的风客集团之存在更是有趣。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期,为扭转国家财政亏空,不仅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而且官方还自营开矿。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给皇帝写信说自己愿去开矿,用收入帮助国家上项目。

一、官员“下海”:明朝的经典版本

在开矿动议之初,给事中程绍工、杨应文坚决反对,并举了实例说:“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命采矿,事自十月实行到三十六年底,派了四十多名官员,派士兵一千多人,成本开支为三万两银子,结果矿石收入才两万八千两,得不偿失。”

朱翊钧不听二人建议,执意发展官方开矿事业,算是一场经济改革的展开。他不仅批准了仲春的申请,而且马上命户部官员戴绍科、锦衣卫官员杨宗汝到汝南(今河南汝南)开矿。朝廷不少官员一见此举有利可图,便上书请外派开矿。詹事府录事曾长庆、锦衣卫百户吴应骐奏请在山西夏邑(今山西闻喜南)开矿,府军后卫指挥方中允奏请在青州(今山东益都)、沂州(今山东监沂)开矿。朱翊钧一一批准。

这些“下乡”的官员们实际上自己并不亲自经营,而是雇佣经理人,把各矿产地平民中的富户组织起来,指定为矿头。也就是说,采取官办民营的合作方式。皇上见官办矿业有收入,便派自己亲信的人去亲自开矿,三位亲信都是太监,张忠去山西,曹全去浙江,赵钦去陕西。

从开矿中取税本质上没什么不好,但苛敛暴征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官方还开起店来,经营布匹、绒毛等民间用品。刑部待郎吕坤上书皇帝,反对官营经济政策。在建议中,吕坤说:

“洮州、兰州的绒毛,山西的绸布,浙江、直隶的绢帛,积存起来没有用处。如果有一定的服饰制度,每年用一千匹就够了。这样就可以收服江南、山西、陕西的人心。采伐木材的危害太大,不用说受饥渴和中了瘴气瘟疫而死的人;一棵大树砍倒后,一千个人也很难移动它,运输中遇到险处而摔死的常有百人。如果能减少木材的尺寸,削减木材的数量,就会收服川、贵、湖广一带的人心。矿税没有利益可得,就强迫民间交纳银子,百姓无力交纳,就搜刮官库中的银子来代替,这难道是开矿的本意吗?如果真能命各省的使臣严格禁止散出矿砂,不许借用民间或库中银两来抵矿税,这样就可以收服各省的人心。自从赵承勋上奏说开店可以获利后,皇店就开设了。朝廷派出了开店的内宫太监而且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力。冯保只开设了八个店,能够有几间店堂?而每年获利四千两银子,不从市民那里夺取,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呢?真能撤销各个皇店的内监,就可以收服京都地区的人心。”

信写得很实在,有理有据。但是,皇上不理会吕坤的这一套,因为国家缺钱用,皇上本人也缺钱用。因此,对于另一位建议者、凤阳巡抚李三才关于停收矿税的请求,神宗仍置之不理。

作为一项以强化税收为指向的经济改革,官办开矿业在短短的五年内,激起了四起的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发生了山东临清民变,差点把税监马堂打死;同年,荆州发生了民变,商人和市民几千人冲击荆州府衙,要打死税监陈奉;万历二十九年春,武昌又发民变,针对目标仍是陈奉,陈奉的六个随从被扔进长江;同年六月,苏州爆发民乱,太监孙隆的随行人员被杀。

二、重大经济问题的政治性质

如果说明朝商人与民众的正面反抗还给日后的皇权集团留下了可资治政的教训的话,那么,到清代的漕运制度中出现分利集团之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出现了最初版本。首先,它不再需要朝廷上的辩论即民间代表(贤良文学)与大夫的交锋;其次,也没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对付掌权者,只是大家都慢慢地从中抽取利益,你知我知,互不干涉就是了。

  漕运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经济制度,自秦确立至清放弃,中间几无变化。漕运对首都在西部与北方的王朝尤为重要,是不容破坏的经济命脉,所以,明末发生周顺昌案时,毛一鹭为渲染事态的严重性,上报说“谋断水道,劫漕舟”。为一个退休官员的被捕引发小规模的冲突,事儿不算大,但要闹到“断水道、劫漕舟”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对清朝来说,漕运的恢复也是王朝政治有绩效的表现。清王朝建国不久,经过大力整治,由南方往北京运送的漕粮又恢复到了明代的最好水平,达四百万石。与此同时,从漕运中分利的各个集团也形成了。

  首先,是征粮者即征购集团,他们一边增加给粮农交粮的扣秤率(去杂质的估计量),另一方面向上报告时抬高管理费的额度。并且从这个源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分利“食物链”或流水线,“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吏仓役又取之于弁丁”。

  第二个集团是负责运输的漕务官吏,他们除了一般性剥夺百姓外,还与旗丁联手演戏,让运输人员假装闹事,他们从中调停,结果又多分了一层利润。漕务官员不仅从漕运中直接获取非法利润,而且还利用婚嫁、生日等庆祝活动收取礼金,以致发展到家丁书役等人无不向帮船索取“使费”。最为厉害的一手是与盗贼勾结,把粮船开到一边,从中“抠米”。抠完米后,再往麻袋里灌药水,使麻袋膨胀如不少米的样子。这样,对于国家而言,丢失些漕粮的损失并不算大,被注水浸泡而变质致粮食不能吃的那部分损失则是大头。

  第三层是运丁,他们也形成自己的体系,除了国家规定的可随船经营的土特产(称为“土宜”)外,发展到超限额经营、偷卖耗米(结余下的计划损耗数)、贩运私盐。漕船贩卖私盐已占了全国私盐销售总量的大部分,以致于又形成一种风客集团。

  称为风客的集团以漕船的官方名义为护身符,而粮船又贪图风客所带来的厚利,双方达成私下交易规则,所售的货额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分成。运丁何乐而不为呢?不用出本钱,自得销售额的百分这三十。

三、流为匪类,陶省长不幸言中

运丁集团由下往上分利的机制十分厉害,以至于客制约最高当权者的决策。康熙中叶以前,曾多次禁止运丁出卖口粮(称为行月米),结果每禁一次,北京的米价就猛涨一次。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官方终于认可了余米变卖,称:“向来南粮余米俱准在通州变卖,以资日用。现在各省粮艘陆续抵通,旗丁于兑足正供之外,其所多余米石情愿出售者,仍著恩准,准其就近粜卖,于市价民食均有裨益。”

运丁集团还有一手厉害的办法,那就是变卖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的屯田。这种下有对策的操作确为此前之所未见。屯田是用于补贴运丁收入的,一般每丁可分到二十亩至六十亩不等,概因户籍地区不同而有异。屯田的经营,有时采取少数不出运的军丁承包经营;有时由普通农民佃种,运丁收租。

领种屯田的普通农民所付的地租是对运丁的一种补助,名为“津银”。但这些收入对惯于从漕运上博取高额收入的运丁渐失吸引力,而那些收入不好乃至陷于贫困的运丁干脆就典当或卖掉屯田。

  国家垄断必然产生国家不治的流弊,这是经济史上的铁律,因为不只是越往上越聪明,反而是越往上信息越闭塞。专制社会的下层官吏都有灭火器的作用,他们一项绝对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让坏消息往上传。等到最高决策者知道了全面信息后,就只有善后的任务了。乾隆四十七年放弃禁卖余米算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了。

之于商业或市场它还有利于民生,但清王朝绝对想不到水手们会成为重要的反政府政治力量。道光之后,河运难继,议改海运。江苏巡抚(省长)陶澍给皇帝写信,要求妥善安置水手,免使“流为匪类”。不幸的是,让陶省长说中了,清王朝改行海运和折实(交钱不交粮)两策后,大量水手失业,加入了捻军。

结语:朝廷总是犯傻

民以食为天,是一种社会学常态,这个常态背后仍是“国(政府)以税为天”。否则,漕运就不会有直到清朝晚期仍是国家重大经济事务的历史事实。当然,漕运也是国家和社会互相争利的领域,而且总是朝廷犯傻而民间得利。

风客,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清朝后期,但作为一种广义的历史现象却是与历史相始终的。广义的风客及其集团在历史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只是读史的人们没有留心罢了。或者说,粮食时代就是如韩非所说的“君臣互市”时代,而风客作为市场现象经历了官市到黑市的历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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