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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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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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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贼简史(1):处心兮积虑  

2012-11-24 09:09: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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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柴进与宋江有何不同

既然广义的风客集团可以从国家那里分割暴利,那么,方法自有诸种不同。真实的历史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不妨在回到以文证史的路子上去,用《水浒传》来说事儿。《水浒传》里面有两个比较厉害的风客,或叫国家利益的强硬切手。一个是柴进,一个是宋江。

前一个,处心积虑地造反,几乎毫不掩盖他对生存其中的体制的反感,并直接采取包庇逃犯、威慑官员那样的办法来反抗现行体制,以谋求自己的政治暴利;后一个,处心积虑地投降,几乎毫不掩饰他对寄身其中的力量的恐惧,并直接采取厚待仇敌、沟通官方那样的办法来消解所握力量,以便找到回归路径。

一、为求官做,杨志可以和任何人合作

柴宋两个人的不同的处心积虑是经过不同形式表达的,尤其是宋江,是在取得相当高地谈判资本之后,才寻求回归路径的。达到他所要求的临界点,是要经过整个集团重大调整诸环节的,里面甚至有许多宿命因素在起作用。

梁山泊集团的英雄谱在晁盖死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草莽出身的人物由主流而边缘,代之以体制内走出来的人物为主。这在宋江的安排里已见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暂居忠义堂(相当中军),左军由林冲执掌,右军由呼延灼执掌,前军由李应执掌,后军由柴进执掌,水军由李俊执掌。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让人奇怪的是杨志竟然被放在前军第五位,难道一位历经挫折的英雄还要被压抑。但是,对这种安排,杨志没有丝毫怨言。他认命了,有这么个水泊存身就知足了,还要什么荣耀。杨志的经历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旧族与新贵的地位轮换。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巷陌家”,这句唐诗太精辟了!高俅低吟此句时(当然《水浒传》并没这么写),他脚步轻盈并志满意得地走进殿帅府,先羞辱了王进再陷了林冲。杨志呢,吟此句的感觉(书中亦没如此写)是什么样的?

  杨志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从不卖弄出身,只想通过个人的业绩博取功名。可惜,他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运送花石纲时翻了船。他丝毫不怀疑这个花石纲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本职工作。虽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奋起来,收拢一担财物去东京打点。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达成谅解,包括梁山泊的强盗。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韧性)占了主导,他绝对不像后来的卢俊义那样没事找事儿。

经过与林冲一番精彩的搏斗后,被王伦叫上山,王伦劝他落草为寇,他坚决不从,但他愿意与对方谈判。酒喝到该说正事的份儿上,他几近央求地说:“承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今日欲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则性,所谓“盗亦有道”,王伦发还了他的财物,派人送他登上往东京买官复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剧才由此开始,《水浒传》作者给他做的预测实在是一代人一种人的命运谶言:“清白传家杨制史,耻将身迹履危机。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二、命运背后:各种社会力量在博弈

杨志到东京求官,尽管被高俅轰了出来(贿赂的钱也白花了),还摊上官司(杀牛二),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被高俅轰出来后,他也有一丝闪念,对为之卖命的体制发生了怀疑:“王伦劝俺,也见得是”,“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过,这仅仅是一闪念,祖宗光荣的业绩对他来说成了负担,成了必拜的图腾,他无法背叛它。

命运弄人。梁中书使杨志从罪犯一跃成为军官,恢复了往日的荣耀,他怎敢不尽力!同样,对生辰纲的态度他也是不问其道德性,如同对待花石纲一样地去努力完成押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不想让自己再出现任何闪失。在黄泥冈,他不住地殴打军汉快走,告诉他们:“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但是众意难违,没有人再愿走了。即便如此,他杨志还是不放弃最后一次警惕性。其实,就算是一点酒也不吃,这场被抢的悲剧也会发生。腐败传导出的社会危害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杨志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受害者之一罢了。

所谓的命运把他逼上绝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刻求升官的梦有个不太悲惨的结局。但又一个闪念让他放弃了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寄托于官方能破获此案,给他个说法儿。

论出身,柴进远比杨志要高贵,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赵宋家的权力是从他家那里夺去的。为了补偿柴家,不仅给了丰厚的资产与大量的土地,还给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铁券。但是柴进并不以这些为重,他处心积虑地交游,心平气和地等待时机。“柴进门招天下客”既是一种个人风格,更是一种伟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种政治宣言。

林冲来到柴进庄子前的饭店里,遇见了奇事儿。酒家并不卖给他酒饭,只是说卖给他酒饭,柴大官人便无赏给他这等配军的钱了。柴进留下过话:“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这句话很有分量,说明柴进对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汉更重视。在林冲于访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见猜是柴进的人,便报上名号。那人正是柴进,柴进给予林冲的礼遇是超乎常规的: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讶。”就草上拜了。

三、道德逻辑,并非历史闲谈

  柴进与梁中书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爱惜人才,特别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有野心的人无一不深爱人才,想干大事的人也无一不如此。林冲与洪教头斗棒,杨志与索超比武,同样是居于一对能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为或可利用的英雄设下的局。柴进的威力是梁中书不能比的,宋江倒霉的时候便是例证。宋江见柴进时,柴进拜在地上一声“端的想杀柴进”再现了他见林冲时的情节,表现出礼纳英雄的一贯作风。随后,柴进说了两个要点,以让宋江宋清兄弟俩安心躲灾。第一点,即便做下十恶大罪,你来到我庄上,捕盗的官军也不敢管,因为我庄子的牌头硬。第二点,我也有胆量,别说你杀个平常人,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进的威力与胆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孙的名号,也不只靠铁券的诺言,靠得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柴进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那一边。

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进当面较劲或说让柴进谨守法度,柴进一定会反驳:“我的祖先把帝位禅让给你赵宋家,是看你们有德;而今天,你们这些子孙败坏无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资格了。”当然,皇帝还不至于愚蠢到与他进行辩论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实,《水浒传》作者所不愿明说的就是这句话。道义基础的转变,是一切王朝出现或溃灭的根本。历史上的北宋王朝没有亡于强盗手中,或者说《水浒传》小说还努力转化强盗去认可朝廷,但北宋王朝却实实在在地亡于外族。

何以亡于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出了大问题,诸如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皇权昏庸,等等。国家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行任止。

    结语:造反是腐败导致的必然结果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是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泊集团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

至于在高唐州的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因与高俅亲戚发生冲突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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