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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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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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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简史(2):古代严打第一案   

2012-11-09 15:16: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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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儒术与鬼神之外

对中国历史有个大概了解的人都知道,孔夫子之所以在死后几百年获得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宗教身份,都有赖于汉武帝刘彻对董仲舒建议的采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稍微往深处探究一点,就出了毛病。比方说,汉武帝特信鬼神与方术,其狂热程度远在秦始皇以上。而儒家呢,又特别反对鬼神方术那一套。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性情直率的刘彻在保持了鬼神方术之偏好的同时,又不废弃儒家的壳子呢?

答案简单,也比较令人震惊。那就是,孔夫子的法律恐怖主义很适合刘彻的政治口味。法律苛刻可以使皇帝一快己意,也可以令各层官吏从法恐怖中获得权力快感,进而是巨大成就感。

一、创举:法律恐怖主义的产生

孔夫子的法律恐怖主义也不是他自己的首创,而是在古典文献整理过程中获得了启发。在古典文献那里,礼与法是合法暴力的两个不同面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礼记》。《礼记》虽非孔子之原作,但也是对孔子礼制思想的精细阐述,同时也表现孔子宗法思想对汉初的影响。

《礼记》全书成于宣帝时,编者是戴德、戴圣叔侄。前者之作称为《大戴礼》,后者之作称为《小戴礼》。一般情况下是专指《小戴礼》的。《小戴礼》综合了战国至西汉初期有关礼的问题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孔子弟子的论述。其中,作为该书刑名思想的最重要部分的<王制>篇,在汉文帝时就有了定型,系统记述了封国、爵禄乃至学校、刑政计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又有所发展。也就是说,该篇的成熟时间早于整个《礼记》,是西汉对孔夫子学术体系整理的重大成就。

<王制>篇里面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秘密:四大“诛,不以听”的重罪源自对孔夫子判少正卯死刑的案例。

对于孔夫子杀少正卯之历史公案,尊孔学者一般都持怀疑态度,比如民国时代学术大师钱穆的说法是“战国时始行诛士之风,春秋时未见”。不过,赞同孔夫子的荀子在其著作《荀子》之<宥坐>篇里,记录了该案例,并大力推崇。此后,司马迁的《史记》也简略地记述了孔夫子杀少正卯的事实。微妙的区别是:荀子说孔夫子行动迅速,在受聘出来任职刚满七天,就处死了少正卯;司马迁则比较模糊地说,孔夫子出任大司寇并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另外,也有一些人说<宥坐>篇不是荀子所作,而是其弟子或者其他后来人附会进《荀子》一书的,最积极的态度也只是说荀子与其弟子游学时所使用的资料,即并未确经编辑而成为可靠文献。这等于间接排除了孔夫子少少正卯的可能,至少也是一桩有待厘定的历史公案即谜案。但是,不管怎么说,<宥坐>隶属荀子学派的思想无疑,而且作者对孔夫子杀少正卯一案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为了证实这个案例具有历史合法性,还举了七个例子。其云:“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这里涉及的七个人,除了管叔的被杀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二、学术之争成了政治案件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很可能是对《荀子》所记的简化,或可能有其他资料做旁证。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的历史细节,但是,东汉学术达人王充在订正《荀子》时,不仅没有否认孔夫子杀少正卯的案例,而且还给出了较为形象的二人矛盾之描写,称曰:“孔子之门三盈三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

既然孔夫子杀少正卯是推不翻的历史案例,那么,后世尊孔人士不承认此案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不承认的原因不在于杀这个人是否合适,而是“诛,不以听”实在太暴虐。不经过审判,就将嫌犯判处死刑并执行,从哪方面说都说不过去。反过来看,说不过去归说不过去,而<王制>篇明明规定着“此四诛者,不以听”即对以下四种犯罪行为人直接杀掉:

第一,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第二,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第三,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第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这四大刑名都是处理与政治有关的犯罪行为有关,特别是针对言论的治罪。按《荀子?宥坐》的记载,孔夫子判处少正卯死刑的指控罪项有五:

其一,心达而险,即有知识但心怀险恶;

其二,行辟而坚,特立独行而坚持不改;

其三,言伪而辩,即主张与官方不一样的理论又有煽动力;

其四,记丑而博,即总是关注执政阶层的丑闻并面还很广;

其五,顺非而泽,即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表示赞同且施以恩惠。

在上台的短短七天后就对少正卯连抓带杀,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中国严打史上第一个创举性案例无疑。如果仅有七天的时间来搜集五项罪的证据并迅速定性,那么应该是事先早有了准备,也就是说到处置少正卯的时候,只是一个宣判的形式问题了。

我们可以猜想,孔夫子办理少正卯按一定实行了效率非常高的侦查手段。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讲,叫“特务统治”;或更通俗地说,少正卯那里有孔夫子放下的卧底。此非调侃,因为在学术方面,二人是竞争对手,且竞争非常之激烈,学生在二人之间摇摆,而结果的“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很可能是一种策略安排。由孔门去少正讲坛的那些人中,不乏学术特务与政治特务。

 

三、礼记:不讲理的政治规则

放下结合历史推理的学术分析,来对比《礼记?王制》四大政治刑名与孔夫子判少正卯死刑的五条罪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宗罪“心险而达”,符合四大刑名里第一项的“执左道以乱政”特征;

第二宗罪“行僻而坚”,符合四大刑名里第三项的“行伪而坚”特征;

第三宗罪“言伪而辩”,符合四大刑名里第三项的“言伪而辨”特征;

第四宗罪“记丑而博”,符合四大刑名里第三项的“学非而博”特征;

第五宗罪“顺非而泽”,符合四大刑名里第三项的“顺非而泽”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西汉的《礼记·王制》确实是在此五宗罪的案例基础上进行了抽象,并予以扩展,衍生出三条半的内容。事实既然如此,就应当考察一下孔夫子短暂执政而被迫去职的原因,即这次草率的判决与杀人是否影响了他的仕途?是否一如《荀子》一书所说,该案不仅有那时的现实教育意义,还具有历史合法性?

问题恰恰相反!孔夫子的学生以非共公开方式与老师交流,表达了政治担心:“您刚上任就杀了一位著名学者,会不会因此失掉人心呢?”孔夫子认为不会,还对学生讲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也就是说,我们上面客气地说到的“指控”与“判决”,事实上不存在,是杀人完了之后孔夫子才说的。

这很残酷,但恰恰符合“诛,不以听”的特征。

不宣布罪名而采取事先的特务侦查手段,不只是个特殊法律处置问题,而是杀一个大夫而不采取正常法律程序,本质上是对鲁君的藐视。因此,也就失掉了鲁君的信任。很可能,鲁定公顾忌两大因素而没有采取对孔夫子的惩治措施。第一个,五十六岁的著名学者孔夫子,学生很多,遍及各国,简单惩治孔夫子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第二个,既然是自己聘请来的,就不能很快翻脸,否则,会影响自己的国内形象。于是,鲁定公采取了一个礼节性的侮辱行为,这个行为很微妙但也是违反程序的。

按着当时的礼法程序,国君应将郊祭之后的肉分给大夫级别的高官。但是,在孔夫子杀了少正卯后,鲁定公故意疏忽,就不送给孔夫子肉了。尽管是第一次也止一次,但是,这一重要的失礼细节带来的信息使孔子确认鲁君不再信任他了。

结语:鲁定公的明智选择

失去君主信任的孔子决定离开祖国,到别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在到了边境的时候,他还抱着幻想,希望得到鲁君的挽留。为了这一可能的挽留,孔子在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那一夜,一定是让孔子终生难忘的一夜,这是让他饱受羞辱的一夜。因为鲁君并没派人来追他,就更别谈劝他回去了。

有人把鲁定公对孔子的冷淡归于受齐国馈赠女乐并文马的原因,即专于享乐而不听治国专家的意见。其实,反推一下便可知道:一个能够接受专家做司法首长的国君,肯定还会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为他服务,而孔夫子却不容这样的人出现。少正卯已为鲁之大夫,孔夫子为了防止少正卯的学说冲击自己的学术地位,不惜动用公法给学术对手定罪。一个国君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为政者的,尽管他以前也颇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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