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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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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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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祭而贺苏共亡党20年——对《克格勃全史》的拓展阅读 【旧文新编】   

2012-12-25 17:43: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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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叶利钦的愧疚

独裁制度天生地喜欢特务统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越是政权晚期即行将崩亡之际,特务统治越盛行。比较近的例子可以看前苏联,其政权遭人民抛弃,重要原因之一是人民对特务统治的厌恶。

不仅普通人,就是叶利钦那样的大人物也如此。比如,1990年5月他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拒绝苏联克格勃机构为其提供的警卫服务。在此前,他公开批判特务统治败坏社会道德[参见王铭玉编译《克格勃全史》,P658;版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如此之论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因为他在1975年被迫承担了一笔沉重的政治债务——在克格勃第五总局即俗称“知识分子和青年局”的压力下,时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的叶利钦亲手“铲除”了一个政治异议小团体[参见网民“醉心望月”短文:“滴血的镰刀——克格勃第五总局”,载于club.kdnet.net,2007年1月1日]。而那个小团体仅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一位商人,私下组织的沙龙,他们要在一起讨论政治敏感话题。

在此三年以前(1972),反动、残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局”大规模清洗有异议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有十万人被冻死。如果说1972年的迫害只使叶利钦感到恐惧的话,那么,1975年他的“铲除”行动则让他难以挥去良心的愧疚。也许从那里起,他就暗中打算抛弃苏共,结果也就是苏联解体。

一、他们那种种邪恶的欲望

前苏联的特务统治毒化社会道德,无须再议。人们很少注意的是特务统治让一小撮社会渣子利用国家的名义、使用锐利的公器来呈一己之私,并将邪恶的欲望发挥到极点。邪恶的欲望有多种表现,有的是对钱财的贪婪,有的是对性消费的沉溺,有的则以给别人制造恐惧感而心生无限快感。或者,干脆这几种邪恶的欲望混为一体,使特务统治的权势人物真地成为有天使外表的恶魔。

曾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46-1951,克格勃首脑),本意是斯大林安排进克格勃体系分散贝利亚权力的。但是,阿巴库莫夫很快变成了贝利亚的心腹。阿巴库莫夫偏好性消费,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俱乐部里有一个专门房间供他同情妇行风流之事[P365]。

偏好性消费不只是特务头子的专利,其他苏共高级官员也大体如此。比如说,被降职的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56-1961,克格勃首脑),到全国总工会任主席后,发现前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格里申很喜欢在工作时间里玩女人,地点就是办公室的里套间[P511]。这有点像后来中国发生的“局长日记” 事件,尽管格里申没有写风流实录的“主席日记”,但是,在工作时间里玩女人,可谓苏共高级干部的效率手段。这样可以免得工作时无所事事,也免得下班后玩女人而占用了自家的时间。或许在下班后,回到家里,格里申是很不错的丈夫、父亲,等等。

让被贬的谢列平最受不了的是:格里申并没有出什么问题,而且由相对低位的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位子上,升至关最重的莫斯科市委书记。

二、魏忠贤在前苏联“复活”

特务统治的最高妙之处在于利用制度带来的普遍愚昧,制造无所不在的恐惧。苏共由“一党专政”变成“一人专政”的统治端赖于这个手段。按照经典政治学辞书的解释来说,特务统治其意图在于创制一种不安全的气氛并防止有组织的敌对派别的出现。[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译本,P598,<秘密警察>条目;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在影射史学的意义上,苏共的“一党专政”蜕变为“一人专政”,即其依靠普遍恐惧的无耻堕落,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均可找到例证。现实的,众人皆知,无须举例。倒是对照一下明清历史——这两段现代中国人比较感兴趣的特定历史时段——来更深层次地揭示特务统治的非人性。特别是其现代政治的一般形式,如何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本质。

在中国明代,东厂、西厂、锦衣卫是著名的特务机构,而能够最有效运用这套体系来构筑个人权威的,不是明朝的皇帝,或者说其巅峰时期成了一位权臣的独角戏。这位权臣是魏忠贤,他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实际掌控者。

彼时,发生了类似似苏联历史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商人的细节故事:有几个在一起饮酒(沙龙形式),其中一个指责魏忠贤误国,余者“股栗变色,怨其多言”[参见李怀霜著《装愁庵随笔》第12则〈古今权奸〉,原载于《民权素》(1914年4月创刊,1916年5月停刊)杂志];发言者不信此种私下言论能传到魏的耳朵里去,并发怒说:“就这么一句话,魏忠贤还能剥了我的皮?”

接下来的情节不急于展开,只看记载中所说“的股栗变色”,就足以说明特务统治的威力即社会恐惧后果。

明朝晚期的那次并不著名的沙龙导致了如前苏联类似事件的部分政治后果,参与者悉数被逮捕。魏忠贤对那位不满者说:“是不是想看看我魏忠贤能不能剥人皮?”众人听言,吓得要死。请客人家里的仆役(负责端菜、送酒水的人)肯定有魏忠贤的耳目。不过,魏忠贤此次并未表现出他对待著名政敌的残暴,开个玩笑,放了一干人等,并且给了诸位一些钱,算是压惊了。

三、清初对明朝特务统治的继承

虽然魏忠贤高超特务统治的该案例未入正史而只是传说,但是后来代明而立的大清帝国悟到了真谛。一句话:前朝虽覆,但特务统治的法宝应当继承。康熙时期的一个非著名案例[同上引李著,同则],足以说明这一点。

有位职位不高的武官想为被上级(将军)诬陷系狱的同事伸冤,召集了数位有同情心的人士议论,其中多数人劝他不必急躁,说将军到处都是耳目;该人不信,开玩笑说:“你们不会告我的。除了你们,这屋里只有我老婆,难道她会举报?要是她真告了,我就认了! ”让他说中了,告他的就是他老婆。好像《水浒传》上卢员外遭到了妻子举报一样。妻子出卖丈夫超乎了特务统治的底线。这名将军虽以武官之妻的现实举报(通贼证据,或许是编造的)而处死武官,但亦以“不恤其夫,悍然告密,洵犬豕之弗如”的伦理判词,杀掉了武员之妻。

联系明清历史,对比苏共的特务统治,并非为新奇调侃,实在是为叶利钦的道德反省提供更好的,也即更中国化(话)的证据支持。其实,特务统治在中国的下场并不好,想想蒋治大陆时期的中统、军统之流,不也是败坏党国无形资产的祸首吗?!

是的,中国人的普遍愚昧是历史文化造成的,它特别适合特务统治的疯行,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幸!此种不幸,在20年前就由苏共的亡党证明给我们看了。毕竟愚昧的中国人曾疯狂赞美苏联,要复印苏联的“今天”,使之成为中国的“明天”。

结语:听听巴卡京的说法

苏共亡党,特务统治随之结束。苏联解体,在新的国家生活的人们虽有动荡,乃少数者也,多数人过上了没有恐惧的日子。前苏联人民,又何其幸也!这种判定亦非调侃。重回尚未钙化的历史,听听克格勃最后一任首脑(主席)瓦·巴卡京(也是奉命解散克格勃的人)的说法吧!

巴卡京指出:克格勃这种特务统治,“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存在”[参见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P14;版本:新华出版社,1998]。

 

2011年7月23日上午,写于绵逸书房,原稿(博文)副题是<前苏联特务统治的明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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