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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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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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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语财经(3)——非稅收入劇增,激化社會矛盾  

2012-02-16 13:04: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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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首发

 

 

(大陸)綦彥臣

  非稅收入,是財政學專業術語,但它不難理解,指的是不通過納稅程序集中到公權力體系的收入。與普通百姓利益最相關的非稅收入有兩項:一是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大量的暴力拆遷行為描述了這項收入的非道德性;二是罰沒收入,該項裡面細目難計,往往引發社會矛盾以至於形成群體事件。

 

  在公權力機關獲得罰沒收入後,按規定上繳財政部門,而後按比例(一般是百分之七十)返還。因此,公權力部門不僅罰款衝動強烈,而且還會藉此撈取個人非法收入,其中公權力行使者貪佔部分與正式繳納持平,甚至略有超額。

 

  估計違法執罰收入超千億

 

  剛剛公佈的二○一一年全國財政收入是十萬零三千七百四十億,比二○一○年增收兩萬餘億,增幅近百分之二十五。其中:非稅收入達到一萬四千億,增收四千一百億,增幅超過百分之四十。財政部網站對此解釋說,是因為較多的預算外收入被規範進非稅收入而造成的。但是,非稅收入應當是在增長較快的財政收入中呈逐步遞減趨勢,才是正常的。

 

  非稅收入本身就具有「量小性惡」的特徵,當中的罰沒收入性質惡劣更甚一層。因此,政府一般會迴避其具體數據,但經驗分析結果一般是罰沒收入不少於非稅收入的十分之三。更細的推算也可測知,違法執罰收入不會少於非稅收入的十分之一,或者說罰沒收入裡面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以公權力違法違紀為代價博取的。

 

  二○一一年非稅收入增幅高於全部財政收入增幅百分之十五,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它再次印證官方自己承認的「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混亂」情狀的長期化(參見百度百科〈非稅收入〉詞條),以及「在市縣鄉三級政府,其非稅收入設立管理約束力逐漸弱化」的無序狀態(同上詞條)。二○一一年佔到財政收入一成以上的非稅收入,其中有多大份額是罰沒收入,官方數據未予公佈,估計這又是一項重大的國家秘密。全國一萬四千億非稅收入當中有一萬一千餘億是地方收取的。按上述經驗分析來推算:約有三千三百億為罰沒收入,其中違法執罰超過一千億。

 

  清網奇蹟背後的「奇蹟」

 

  罰沒收入的財政返還是支撐公權力機關運行的重要經濟來源,往往會超過正常撥入的財政預算。在全部公權力機關中,公安系統因罰沒收入最多而成為非稅收入的最大受益者。同樣,其中的違法行為也最密集。以河北省泊頭市窪里王鎮青牛莊一村的小業主史立洪「偷稅案」為例,可做說明:史被公安經偵機構指稱開假票漏稅,本人未離本村卻被定為「網上追逃對象」;先是被迫拿出五千塊錢人情費買得「逃而不追」,而後在所謂的清網行動時,再次拿出一萬二千元,其中四千被中間「了事人」送給了一位派出所長,八千元作取保候審保證金之後即被轉罰款。目前,該案已由檢察院退卷至原辦經偵機構且案子有「化掉」的趨勢(開假發票行為不存在,原訂合同也有爭議。我是本案代理人,瞭解具體情況)。

 

  從完全合法層面看,八千塊錢保證金不能如此迅速地轉作罰款,因史處於取保狀態可隨傳隨到。但公安經偵如此迅速地「保轉罰」,其背後最大的動因是罰款上繳後有高比例的財政返還。史的兩筆未得到任何收據(但有證人證明)的被迫支出合計九千元,超過被罰的八千元,由此可見非法執罰當中的分贓結構。

 

  公安部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中旬召開表彰大會,獎勵「清網行動」中的有功人員,在本部網站聲稱該行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但是,「清網行動」當中究竟博取了多少違法執罰收入以及公安人員從中分贓多少,仍舊是未知數或曰不能向外界公開的「奇蹟」。更為惡劣的是,違法執罰在合法化的掩蓋下,公安人員為獲取分贓收入還與社會閒散人員(俗稱「了事人」)勾結,善良小民因此要受雙重欺壓。

 

  財政不理性深度荼毒社會

 

  如果僅依史立洪個案來指責公安系統的違法執罰,顯然有失偏頗,因為幾乎所有公權力單位都想通過違法執罰「撈上一票」,尤其是在農曆年底要發獎金與實物福利的情況下。比方說,被央視曝光的河南新野縣工商行政機關,以罰款的形式對本地工商戶上門斂錢,相當部分執罰不予開票,形同入戶搶劫。

 

  本該是密切官民關係的民政部門,在博取違法執罰收入方面其作為達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而且民政部門不是為過肥年而為之。例如,在黑龍江的哈爾濱,一個家庭土葬了死者,被民政部門開五千元罰單;在罰單最後繳納到期兩天之前,民政部門就強行挖墳開棺弄走屍體,迫使該家庭來人交費後火化。

 

  無論是河北史立洪被清網,還是河南工商戶被搶劫,乃至黑龍江喪家被挖墳,都說明公權力之作為已經不將自己本身違法當回事兒看待。相反,如何從弱勢群體當中敲出更多的錢以自肥,才是他們的工作目標。無怪乎當今中國官民關係如此之對立,以致百姓指稱官僚體系「除了不要臉之外,別的什麼都要」。而從國家治理的根子上講,導致「要錢不要臉」的狀況長期化存在,是政治不民主之故,在經濟方面突出地反映為財政不理性。

 

  財政不理性本身就是一個怪圈。一方面,公權力體系要博取更多的非稅收入來養人,導致非稅中的非法因素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由於非稅(法)收入有合法性外殼使得更多人願意進入其權力作為體系,因此,公權力體系養人負擔更重。數千個人爭一個公務員位置並非個體不理性,相反,是個體努力從財政不理性中博取高額長期收入的理性計算。

 

  亡國歷史或將無情重演

 

  本文所涉及的三個個案均非著名案例,但細節印證意義絕不小於河南「假軍車運沙案」與湖南「假羊毛衫案」裡的天價罰款。稍微不同的是,河南運沙案涉及了軍方謀求非稅收入的情況,而兩案均涉及到法院從非稅收入中謀求間接利益的衝動。

 

  回觀中國歷史,每至亡國之前,以養人為主的財政不理性都是快速增長的。唐末,官濫事遝,大將軍之空白誥封「只博一酒耳」;北宋,兩次大改革都敗於冗兵、冗員、冗費之壓迫,以致徽欽二帝被擄至北國;南宋不能掃除亡國之弊,終至大臣背小皇帝跳入大海。唐宋如此,何論其他!史鑒昭昭,今日中國不痛改財政不理性,亡國必是唯一歷史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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