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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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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朗父的萨米亚特情结 ——诗集《穿过这寒雾我的弟兄们》品读  

2012-05-25 21:1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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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来自前苏联的概念

   在读到秦继华先生的《以萨米亚特之名》一文前,我真地不知道“萨米亚特”这个概念。在去年四月号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上,秦文介绍说:“萨米亚特是俄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期创作下,‘萨米亚特’这一词语成为他们良心的隐喻,成为对抗的隐喻,最后成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同意定义,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名词。”

  对于这样的定义,我持百分之一百的赞同意见。这是因为我很是仔细地读过中国的“地下出版物”且可以追溯很远。比如,在我少年时代,那个十分缺乏阅读物的年代,手抄本的《十二张美人皮》、《一绺金黄色的头发》、《叶飞三下江南》等,都算是最原始的萨米亚特。在我青春萌动的时期,手抄本《少女之心》也是之,但它完全没了政治恐怖意味,完全开放给我一片随意性想象的空间。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了。

       一、我曾创造“白封出版”概念

   在没有接触到“萨米亚特”概念之前,我对正式印刷但没官方书号的出版物称为“白封出版”。白封出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最初专门用来评价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出版物《思想的蝴蝶》一书。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书号是可以买卖的。正是这种买卖才使书价畸高,而普通作家的收入偏低。出版社犹如一个又一个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那样,“吃了作家吃读者”。

我为《思想的蝴蝶》一书所撰评论《“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有幸被该所网刊采用,发在二零一零年第六期上。

   从创造“白封出版”概念到了解萨米亚特,再到获得挚友丁朗父(又名:朱红)赠阅的诗集《穿过这寒雾我的弟兄们》,约为两年的时间。两年里,我没有精力尤其财力做自己的萨米亚特,所以一本写成十年的小说至今没有出版。好在每年还有一两本正式的出版物如《真实的交易》、《晚清官场乱象》之类的出版,但我也得承认:在获得官方发放的“准生证”之后,它们或多或少地被删节。按着商业合同,这是必须付出大代价,出版方有删节权,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想入党就必须接受可能的“双规”一样,那不侵犯人权而是你加入组织的必要代价。

二、倔强的流浪者丁朗父

   丁朗父不接受出版方面的“准生证”规制,两年间自印了两本画册、一本诗集。对于朱红的画,作为外行人我是力捧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写过三篇画评,其中两篇发表在香港的正式杂志上,一篇发在博讯网站。发在《争鸣》杂志上的那篇《一小撮人的东篱》尤其受读者欢迎,也是我认为的自己评论类作品的巅峰时刻。

   朗父兄的画诗不凡,其书法也相当了得。不过,有他的另一位挚友调侃说:“朱红的诗比字强、字比画强。”对此,我不太认同亦无否认之论据,留待历史评价好了。而他的诗之所以被公认,被我们一小撮自命不凡的民间文化精英所公认,是因为它的诗写得很理性。这种理性源于他的流浪,准确地说是流民生活。这里面,太多的感性被压缩成严肃的思考,以至于理性写诗成为他创造的一个奇观。他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徒步间或扒火车,“盲流”到湖南。从陷入政治深渊的父亲的东北并非盲目地“窜逃”到母亲的湖南,本该歇歇脚步,来享受久违的母爱。可是,他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人,从湖南进入四川,混进重庆。

   真正意义上的盲流,是从在湖南离开母亲那一刻开始的。

   重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只有革命的传说而没有果腹的温馨和偶遇思想的兴奋。于是,丁朗父在灵魂深处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重庆,正如今天的北漂暗中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北京”一样。诗人并没有仅仅拘于自己的遭遇,他把“别人的重庆”推及至“别人的国家”。

这是一种哲学能力!所以,在我一直以来力捧朗父兄的画作时,告诉我们那一小撮:“要读懂朱红的画,至少得有业余哲学家的水准。”

   在诗中,他不是愤懑而是理性地质问:这个叫重庆的城市是别人的,这座城市是别人的,这个国家是别人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竟能让年轻人如此“绝望”?(诗集,第18页)。在一九七五年时,即便只是从内心质问国家,也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恶。好在今天“来生不做中国人”、“不做中国人的孩子”之类的愤懑,已经几乎娱乐化了而少有政治风险。

   三、探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

   丁朗父的诗不乏灵性之笔,或许这是诗强于字、字强于画之挚友评论的根据。比如,诗集命名出处的那首诗,其句“羊群在水一般的白雾中/鱼一般地飘过来。半绿半黄的树叶,浸染着寒气,一片一片落在地上。”——让人读来诗性盎然!但是,在一个主流文学完全痞顽化的时代里,丁朗父还是坚持对国家、对政权的质问。比如,在《致把所有人当敌人的人》一首中不惜使用大量的排比,“下岗了,工人成了敌人;失地了,农民成了敌人;强拆了,市民成了敌人”,“学生当特务,不当特务的学生成了敌人/网络封锁,网民成了敌人/你算算,他们到底有多少敌人?”(诗集,第120页到121页)。

   在更为宽泛的世界文化视角下,萨米亚特是严肃文学的一个派系。比如,前苏联时期所产生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就是众多的萨米亚特之一。对于前苏联时期的“地下出版物”之历史现象,中国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学者沈志华主编的的三册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在第三册有专门介绍。本处不再做罗列。要说的是:第一,在极权造成的政治沉闷时代里,萨米亚特无疑从政治学到文学乃至于经济学,都给予既存统治以颠覆性的撞击,尽管撞击的效果当时并未显现,而其“内伤”后果足令体制外或还包括体制边缘欢欣鼓舞;第二,在极权出现了改革意向而没有能力实行政治刷新的条件下,“白封出版”无疑是明确的普世价值载体,以至于形成知识精英本身的再启蒙,“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期望变成今天的政治谶纬,萨米亚特与白封出版也具有了等价意义;第三,极权改革的局限导致政治的痞顽化不可避免,政治痞顽化导致文学痞顽化亦是逻辑结果,因此,类似丁朗父这样的诗作在纯文学意义上,是在探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

  结语:历史撞击力必然重复出现

   痞顽时代在社会学意义上,是“钱信仰”的生成并泛滥,尽管它无法排除其他信仰的存在。仅仅在诗歌具有灵性、哲学内涵之特定层面讲,诗歌也是被沦陷的领域。因此,“钱信仰”不可能给回归传统或改造传统而增进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可能。辉煌的历史文明无一例外地有灿烂的史诗存在,中国的《诗经》与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等价的。但是,今天的中国,《论语》“复活”在痞顽势力之手,而《诗经》被做敝履之弃。所以,即便是现代诗,只有靠诗人脱裤子才能挣得眼球而难以挣得阅读。

   痞顽时代里,体制内的“文化内战”狼烟四起。甄嬛是否有其人,以及其在清朝的镜像如何,成为“严肃”的痞顽与痞顽的“严肃”的一个斗争焦点:前者以党报评论的形式说,后者是“煽色腥”;后者说,职场励志(生存)需要多种表现形式,《甄嬛传》是为其一也。在痞顽时代里,丁兄慨然探讨严肃问题早已超越了自我流放,他在为一种能够重复历史的撞击添加反作用力。也许在某一天,你醒来时,会发现痞顽时代突然消失,痞顽文学亦悄然卷曲在历史的角落而不再猖獗。“严肃”的痞顽也将成为一场笑料,且了无文学史的考证意义。

 

                      2012年5月9日上午,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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