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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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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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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世之官,如何保持不作大恶?  

2012-08-09 22:49: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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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虽然鱼烂如斯,但是整个官场并非一个好人没有。当然,好官少之又少,他们大凡出于对仁政的深刻理解,即做好民生工作要比一味忠君高尚得多。或者,出于人的天性,就是遗传基因里面很坚定的好成分,使他们性善自然流露。可以说道的人有薛允升与王庆云,他们做的官场善事不是一般的善行。

薛允升,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光绪六年(1880),任刑部侍郎;光绪十九年(1893),任刑部尚书。初任刑部职务时,薛允升就注重探究法条详义,逐渐成为法学专家,时称“长官信仗之,有大狱辄以相嘱”。他对待囚犯也十分平和,询问案情像拉家常一样,如果从中探得隐情,往往为冤狱平反。

有江宁人周五杀了朱彪,逃逸,而主办案件的官员胡金传要立功,就滥捕僧人绍棕、曲学如二人,屈打成招,判了死刑。经薛允升复审,使冤情大白。光绪二十年(1894),有两太监殴伤人并有致死情况,大太监李莲英求宽待,慈禧太后亦有旨从宽处理。薛允升不从,恳切建议“诛首宥从”,杀伤人致死者张受山,而缓刑伤人者李苌材。由于此时光绪皇帝亲政,完全听从薛允升之建议。晚清法治败坏,杀良冒功非止一例,允升所不能干预者计不在少。但他保持自己不作恶,已经难能可贵了!

王庆云呢,是个经济方面的要员,精于财政,对盐业专卖及打击私盐贩运多有研究。出任地方官亦颇有治绩,曾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四川匪患严重,故而王庆云督责较紧,“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但是,严治之下,又起滥捕之风,“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盗贼无异”。

鉴于此悖论状态,王庆云呈请中央批准新法,呈请道:“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中央经有关各部研议,批准王庆云的呈请,至于杀了多少滥捕百姓的差役及兵丁,史无所载。此呈请应在咸丰四年至九年(1854-1859)之间。其后,又有御史吴可读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案。成禄“诬(甘肃)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先为左宗棠所弹劾,朝廷逮捕成禄,决定判处死刑缓刑(监斩候)。吴可读上奏抗议,语激皇帝:“请先斩了成禄,以向那些被冤杀的人及甘肃人民谢罪;而后,再斩了我吴可读,向成禄谢罪。”由于他的态度问题,受到降三级的处分。

观王庆云以苛法止滥捕呈请案,到吴可读抗议缓刑成禄时,其间十多年,害民恶法、恶吏之恶行无所止。大清能不失民心乎?能不失天下乎?而在其失天下之前,先是官德败坏严重,官以作恶为能力之表现,不作恶反而不被官场规则认同。如此,在烂世中保持不作恶的官员也就更值得尊重了。

至于说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传统训诫,还是免了吧。不做小善,能在大是大非上以道德上的正确代替政治上的正确,足够了!不做小恶,能在对抗大恶上体现出尚未泯灭的良知,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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