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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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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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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派政治:盛宣怀称袁世凯超过华盛顿——清卅(1860-1889)漫评【21】  

2013-01-18 09:20: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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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帝国开启洋务运动,只不过是挨打后的一个本能反应,它仍幻想只借“器物”而不学制度的路子可以强国。后来,这种思想就演化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定政治哲学表达。至于北洋舰队的覆没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无不是由此制约而导致。简言之,整个洋务运动不过是一场对西方技术(器物)的拙劣模仿而已。
    学习西洋技术的思想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提出来了。魏源在于道二十二年(1842)成书的《海国图志》中的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制夷而作。”这个“三以论”的最后一项终于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部分。魏源作为一个半民间半官方身份(贡生)能够从宋明理学的迷梦走出来,是由于与林则徐的一次会面。

林则徐所发起的抵抗英军的战争失败后被革职,北上北京听候处理。路过扬州,与比自己小八岁但已成为当时著名学者的魏源见面。据魏源的诗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所载,是“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可以想见林则徐在战败并当了替罪羊之后的茫然,可以想见魏源作为一个力求国家振兴的学者的悲愤。在感情剧烈的波动平抑之后,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编译的《四洲志》(大概是一本简单的地理书目)交给魏源,拜托他续完此书。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也是一段回肠荡气的悲歌。然而,整个大清帝国就是到了曾国藩与李鸿章那里也没有清醒,只能算是喝一杯白糖水暂且压压宿醉后的胃疼而已。宿醉的感觉仍然无法消除,因为整个王朝的政治精英没有人真正想学习“器物”(轮船、火炮)之外的制度体系,或者说,曾李等人的洋务主张只是对魏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种阉割,即抛弃了魏源对弥利坚(美国)政体效法的设想。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极力向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推介美国政治的优点,如在第五十九卷中,他经典性地解说美国的议会运作是“众可可之,众否否之”及“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原则。在这个带有羡慕性介绍的同时,魏源还详细介绍了议会的形式与议员的产生方式(今译为白话):“该国的法律合民意的就通过,不合民意的就废除。每三年,老百姓就选出一位最高执政官(长领)来治理各州(部)。设有两种议会,一个叫参议会,是最高执政官与国家要员办理重要事务的地方;另一个叫民众议会,讨论人民提出来的议案。各州里,每四万人选一个人去参加民众议会,处理民众的建议。”同时,魏源还讲到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称曰:“惟总摄国政者四年一任,按期退职,公举更迭。”幸亏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没有康乾盛世的狂霸,否则,这“四年一任”的提法必然被视为颠覆清朝统治的罪行而砍了他的头。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身任高官的徐继畲在他五十四岁时(1848年)撰完《瀛环志略》一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大为赞赏。在他的心目中,华盛顿显然比一个皇帝更值得尊重,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造出火轮船那种西洋船来。为了确实习得造船原理及实践技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建总督任上创立福建船厂,并设立了附属于船厂的学堂。福建的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二堂:前者学习法语,主攻造船技术;后者学习英文,主攻驾驶技术。作为稳健的洋务人物左宗棠还命船政学堂开设策论课程即那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或曰政策设计学,也兼读《圣喻广训》、《孝经》之类的传统书目。

到同治十二年(1873),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已经具备出国留学的基本资格,因此,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上奏:“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福建船政学堂为大清帝国及日后的中国贡献之大无可比拟,故《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二》在介绍同文馆、船政学堂等新式教育时,称:“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嚆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响箭,声音比箭的速度快,相当今天说的“亚音速”。此处乃在于说明船政学堂的学生是中国海军的种子人才。
    福建船厂在同治八年(1869)就造出了第一轮船,船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万年青”。到同治十三年,大清帝国共造出了十五艘轮船。洋务派在用轮船装备大清海军的同时,还将轮船引入商业。同治十一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倡议设立轮船招商局,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妨碍人力木船行业的生存。李鸿章则据理反驳,称木船行业已经衰落,咸丰年间的三千多艘木船到时下仅存四百来艘,用火轮船办运输是振兴水运行业的好办法。为了让权力核心支持,李鸿章再施往日政治手腕,一如将西洋话说成方言那样。他说:办轮船招商局可将依附外国商行的中国资本吸引回来,也可以打破洋人垄断船运业的局面而为中国生民谋利益。前者爱国,后者惠民,当然得以顺利批准。李鸿章作为阅历丰富的政治人物不仅说话有理有据,而且在细节上还十分用心。这一点是倭仁那类虽有忠心但无实能的高级官僚所无法肩比的。李鸿章在奏折上详陈规划,几乎达到了现在“沙盘推演”的程度,他说(今译为白话):“各省在上海有实力的商人或是自己买了轮船往来于各个港口、码头,或是带资本依附于西洋商人。如果我们中国自己设立招商局,就会使中国船运商人的所有股本渐渐归入官办体系,这样足以顺应商情而又能强我国体。所以,我计划先行试办招商,为官方与商人的密切合作打基础。一旦我国自行制造的商用船只造出来,就随时添补进来,推动交通事业的发展。现在由江浙往北京发漕粮的海上运输,原有的木船运输已经无法提供相应运力,应当引入商用轮船参与。而且,日后粮食数量增加之后,使用轮船也可解决运送不及时的问题。请用户部拔划练兵费用的有关标准借钱给江浙两省,让负责运输的安徽商家借二十万缗(两亿个铜钱)当做招商局的资本。资本拨下后,让招商局预交利息,利息划归贫困救济专用。在开业经营后,不管盈利还是亏损都由商家承担,官方没有责任。我也咨询过浙江的总督并与其协商,明年运送到北京的二十万石漕粮由招商局的轮船海运到天津,运费及损耗补贴仍按木船标准发给。至于运米船回程中揽载货物与缴纳税收,一切如木船定例。如果由设招商局开始,轮船畅行无阻,那么,我们中国内江外海的运输之利就不会都让洋人垄断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呀!”
    李鸿章拟建轮船招商局的建议虽然经权力核心批准,但他的算盘并非拨得很如意。内阁大学士宋晋攻其根本,建议取消中国的造船业,即便是只用于军事也没必要。他说(今译为白话):“国家财政紧张,对于造船这种可以缓办或可取消的投入应当停止。造船用钱与直隶省的救济所需及京城各部办公费所需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前者一点用处也没有。国家全盛时,财政盈余多,可办些创新斗奇的事,而目前军费紧张,花一大堆钱造船又未必有利于军事,真是没什么益处。”
    当时福建船厂所造的轮船确实是质量不过关,修理费用也不小,更成了宋晋等人的攻击口实。老权臣曾国藩不得不再次出面,力挺李鸿章,两个“似不”算是稳住了局面:“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宜谓造船之失计,似不宜因费绌而中止。”
    李鸿章为了让洋务事业继续下去,不得不以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方式为自保之计并以退为进,申言要造商船。造商船的权力支撑也由他的老恩师那里借来,他说(今译为白话):“曾国藩老先生不久前曾经给上海造船厂下令:在完成兵船制造任务后另造四到五艘商船。现在看来,福建造船厂也应在造兵船的同时造些商船,以便让中国商人租用。我同曾国藩老先生共同研判形势,发现中国有实力的商人都不愿与官方发生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各口岸的轮船运输生意已经被西洋人垄断。如果中国船运商人领用官船而不再依附西洋人,西洋人必然利用资本优势打击他们。中国商人应当自立公司、自建仓储、自办保险,但这样本钱投入巨大且费用也高,应充分考虑初办之际无利可图的可能性。这样坚持下去,时间一长,造的商船与被租的商船都增多了,赢利也就有了。一定要准许中国船运业中愿租官船的人兼运国家漕粮。这样,他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意可做,而不至于被西洋船运商挤垮。”在争执中,轮船招商局终于得以建立,洋务派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战例。但是,在开办与维持的过程中,民间资本对此不太感兴趣。光绪三年(1877),轮船招商局在向旗昌洋行购买船只时,不得不动用有关省份及海关的财政与税款一百九十万两银子,而这一百九十万两银子当中的一半以上是招商局的道员衔会办盛宣怀从两江总督沈葆桢那忽悠来的。沈葆桢本身也是洋务派中坚人物之一,所以才能一次拨给买轮船资助款一百万两银子。

盛宣怀的说辞也如李鸿章一样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他对沈葆桢的游说是先说“国际大势”,再说“江海利源”。等钱拨到位以后,反对意见又来了,说旗昌洋行卖给中国人的船全如别人穿坏了的破皮袄一样,所谓“垂敝之裘”是也。买一件破皮袄显然不如“另制新衣,期于适体”。虽然说反对意见没起多大作用,但是盛宣怀发动的宣传攻势在民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不过筹得四万两的股金,所谓“应有寥寥”是也。更为令洋务派难堪的是招商局作为官办企业身兼商业经营与行政管理二职,每个月都要亏损五万两以上的银子。光绪六年(1880),中央官员王先谦又状告招商局并指称盛宣怀力主买旗昌洋行的船只是为了获取酬金,因此他当时就有欺诈行为,即声称民股有百万两而实际上只筹了四万两的民股。盛宣怀在对外交易中确有为自己牟利的行为,但仍不像反对派所说的那么严重。他的不廉洁行为也情有可原,毕竟他入仕的途径是“以诸生纳赀为主事”,就是以秀才的身份花钱买了一个“主事”职务。不过,他入仕后很能干,任过知州,而后升为分管几个州以及省里专门事务的道员之职,相当于副省级职务。盛宣怀在官场上不仅能干,而且个人防身手腕非常了得,他参加洋务时声称自己有“两不”原则:一是不经手财务事宜,不管采购单子多大,一概不参与结算;二是不领国家的工资,靠自己家资供给自己日常的开销。
    李鸿章当然要保护这样的得力助手,对于王先谦告状的核实,他派去“查办”的三个人郑藻如、刘瑞芬、李兴锐全部是由李鸿章幕僚升到高官职位的。盛宣怀也逢场作戏,声称要辞掉所任的会办职员。
    盛宣怀还有外交才干,以至于遇见对外交涉难题的省级大员们都要求他。仅光绪九年(1883)初,就有两总督张树声向中央申请,要他去广东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福建巡抚奏请福建可重用盛宣怀。李鸿章予以拦阻,为了挽留盛宣怀,李鸿章也上奏一折,称为《奏留盛宣怀片》,在此奏中李鸿章说:“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阗。究之洋务与吏治不应分为两途,盛宣怀施措咸宜,经权悉协。”这是一份正式的对盛宣怀才能肯定的文件,且来自当时大清第一名臣李鸿章。这时,李鸿章的老恩师曾国藩已经去世十一年了。盛宣怀对李鸿章全面肯定他的举措十分感激,声称李鸿章是自己毕生的第一知己。

李鸿章用人确有独到的手段,否则在他的淮系门下就派生不出后来的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来了。光绪九年(1883)五月,盛宣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当上天津海关的代理关长,而后的月岁里虽然仕途小有波折,但是总的来看还是升势强劲,一直干到邮传大臣(部长)的高位。
    由于淮系内部的传统以及他本人确实受益,在晚年的政治观点上,他极力推崇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称孙中山空谈理想、不足成事,而捧淮系晚辈袁世凯为“实超乎汉高、朱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过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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