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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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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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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怒烧文稿:袁世凯家族受益于国家卖官政策——清卅(1860—1889)漫评【32】   

2013-01-30 12:22: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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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法定入仕途径(称为“选举”)之一就是捐纳,通俗地讲叫买官,卖方当然是朝廷。财政紧张之际,朝廷就要加速卖官。道光时代后期,大清帝国每年要负担大量分期支付的对外赔款,再加上内外战事迭发,财政紧张之状如同“屁股盖了瓦片”,简直弄得连张遮羞布都没了。

道光三十年(1850),品低权重的户科给事中王东槐应新继位的咸丰皇帝(明年正式有年号)求直言诏书的要求,向皇帝汇报了捐官过程中的弊端:“捐例一开,盐商辄请捐数十万,先库垫发,分年扣还。核其短亏,都不堪问。即如道光二十年两淮清查案内,亏欠至四千三百余万,是盐商捐输者,掩耳盗铃之术也。又官员捐输,现任居多,所捐之项即库款,所亏之项即库款。上年山东亏至一百四十八万,江、浙更甚,是现任官之捐输,剜肉补疮之术也。”王东槐说的是大实话,但皇帝没办法,毕竟有的现任官员确实是捐了现款,也有把国家的赏赐转成捐款的。对于那些在任并不断因剿匪平乱而获赏的官员来说,主动捐输成了政治上正确的一项指标。

升王东槐的官,就凭他说实话也得升。咸丰皇帝想通过求直言来刷新。在左都御史王广荫的举荐下,王东槐一下子由七品官升到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后来又升到正四品的地方道员。

朝廷不卖官,民间及在职官员不买官,国家财政确实会出大问题。与王东槐同时的另一位官居通政副使(从三品)的学者,叫王庆云,给皇帝一笔明白账(今译为白话):“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至四千五百万的样子,财政支出四千万以下。农业方面征的税额,实际上只有两千八百万。盐税征收额应为七百四十万,实际只征了三百五十至三百六十万。”通过计算王庆云所提供的资料,保守地看,1850年的大清财政收入中应有二千二百四十万两银子是靠卖官取得的。

卖官的业务火热到什么程度,由于没有翔实的历史资料,无法复现。但可以从两点上略加揣测:其一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胡林翼曾因工作失职,被降一级。后来,他父亲去世,回家服丧守孝期满后,花钱捐了从七品的内阁中书。这从七品正是他当年进士及第时被授的翰林编修的级别。换句话说,为了重新入仕,他花钱把犯错误被降的一级补上了。其二是,从道光末年经咸丰同治两代到了光绪初年,捐官已呈现出比科举、保荐等正途官员更容易出任实质的趋势。

光绪二年(1876),职任江苏巡抚的吴元炳上奏说:“银捐新例,新班遇缺及先及遇缺两项,得缺最速,流弊亦多,于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严防其弊。”无论小官王东槐还是大吏吴元炳只是闹个建议而已,因为国家财政的糟糕状况明摆着呢。从1850年王东槐的直言到1876年吴元炳的建议,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大清王朝是靠卖官维持着国家财政的。国家卖官成了政治鸦片。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捐官体制终于把袁世凯那样的人中贼培养成了人中龙。因为两次考举人不第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身为高官的堂叔袁保恒的一项捐纳而走上仕途的。

袁世凯出生在咸丰九年(1859),在他出生之前,大清朝的捐官事业就已经办得红红火火了。袁家是河南项城的大财主,他的叔伯爷爷(即从祖父)袁甲三也是晚清的一代名臣。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与袁保龄很有作为,尤其袁保恒凭着家系政治资本与自己的杰出才干,很快升到了户部侍郎的高位。

袁甲三是袁世凯的爷爷袁树三的二弟。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买过官,但并没有实际出任,所买的官位大概是个副知府(叫“同知”)。袁保中干了一单赔本的政治买卖。倒是袁保中的弟弟即袁世凯的亲叔袁保庆官运不错,同治五年(1866)获得了山东济南候补知府的职位。袁保庆老年无子,将侄子袁世凯过继过来,当了儿子。时年八岁的袁世凯随嗣父去了济南。两年后的冬天,袁保庆到江苏任实职,拿到肥差江南盐场道道员之职。袁世凯也就自然成了大清帝国的高干子弟。

当时,淮军庆字营的统帅吴长庆驻守浦口,与在南京城里的袁保庆只有一江之隔。吴长庆与袁家关系复杂,说来还有一段往事:咸丰三年,太平军进攻安徽,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被围于庐江城;吴廷香求救于刚从中央带职到安徽的袁甲三,袁甲三的儿子保恒不愿分兵,称以“地当强敌,不能分兵”,袁甲三就否定了侄子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为由的求援建议;庐江城破,吴廷香被太平军杀死;吴长庆闻知详情,遂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结拜为盟兄弟。

也正是这段家族故事给了幸福日子破灭的袁世凯第一次人生帮助。同治十二年,袁保庆染病,病死在南京。吴长庆闻讯,从浦口过江,专门帮办丧事。在抚棺痛哭故友之后,他与淮军另一名将刘铭传一起将袁门丧事处理停当。吴长庆与刘铭传对十五岁的袁世凯既同情又有好感,认为他是个日后大有作为的人物。

袁家叔伯弟兄即如保庆与保恒虽然有见解上的分歧,但是家族观念却十分强烈。作为袁世凯的堂叔,保恒与保龄二人担当起了对袁世凯的培养与教育责任。同治十三年春天,袁世凯被职任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带到北京。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由于政务不忙,则对袁世凯督导有加。他告诉堂侄:“你的天分并不高,好生努力才能得到功名!”袁保龄看得比较准。光绪二年秋,十八岁的袁世凯遭受人生第一次真正的重大打击。他在河南参加举人考试,名落孙山。考不上举人,就娶老婆吧。年底,他与一位于姓女子成婚。她就是以后多妻多妾的袁世凯的结发夫人,生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袁克定。

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读书学习,准备再次应试。而在读书当空,他也帮调任刑部侍郎的大堂叔袁保恒办些官事儿。别看这小子读书不行,但对官场上的门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办就好。二堂叔袁保龄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称他为“中上美才”。

袁世凯似乎命中注定“靠山山倒,傍人人亡”。在他二十岁上时,袁保恒不幸在公务中染疾而亡。袁保恒因公殉职时袁世凯就在身边,而他的政治收获却远远胜过靠山失去的损失,因为在整个赈灾过程中,大堂叔让他放开手脚处理重大事务,称曰“参佐一切”。对于袁保恒本人呢,也更是一项安全措施,因为用自己的堂侄总比用幕僚更可靠。这一年是光绪四年(1878)。这一年袁氏大家族分了家,即在袁甲三的父亲袁耀东的家主名下的孙辈们各得一份家产。袁世凯作为袁保庆的法定继承人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一夜之间,从管理严密、教人规矩大家庭的不自由的一分子变成了一家之主,他有些头晕目眩。但是,他的人生补偿心理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不用沉湎于对嗣父袁保庆的感恩,更不必对大堂叔袁保恒深深哀悼。他开始用金钱换取欢乐。

在另一端,袁世凯毕竟不是庸俗之辈,他在酒色二欲满足之后,还要为日后政治作为打基础。他从项城移居陈州,出钱组织了“丽泽山房”与“勿欺山房”两个文学社,自为首领。他用这两个文学社团来供养落魄的文人,也从中物色可堪大用的政治合伙人。此间他找到了终生的好友与谋士余世昌。文学社开办得有声有色,给他带来文学修养的提高,但是,他生性上并没有文人素质。

光绪五年,他的姑父、身任道员的张向宸继袁保恒之后在河南办理赈灾事务。袁世凯受姑父委托,在陈州募捐。凭着他不凡的游说才能及干练的办事手腕,很快筹得巨款,大大纾缓了张向宸的压力。张向宸见二十一岁的袁世凯没有合适的功名,就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改为买官之用,给袁世凯弄到了“中书科中书”的虚衔。

“中书科中书”是从七品,当年胡林翼重新入仕也是从这个起点干起的。胡林翼买此官时已经三十多岁,而他袁世凯此时才二十一岁。有了这个捐官虚衔,他仍希望得到比较像样的学历。该年秋天,即袁世凯第一次参加考举人的乡试三年后,他再进考场。结果呢,又没考上。对于一个雄心勃勃且有“中上美才”的官僚坯子,再次落第真是奇耻大辱。袁世凯欲哭无泪,一怒之下烧了所有的积存文稿,决心从此告别科场。在悲愤、羞辱及压抑中,他又混过了两年,也就是大堂叔袁保恒死了整整三年后,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决定去山东登州投靠淮军名将、嗣父故交吴长庆。

吴长庆对盟侄的来投十分高兴,告诉他不用为官职发愁,在军营中好好读书以待时机。很快,袁世凯表演性的谦虚作风及时露干才的谈论,让吴长庆证实自己八年前对小小少年的赏识是不错的,马上给了袁世凯“营务处帮办”的实职。官不大,主管军需事务。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位,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提升,成了颠覆的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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