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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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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列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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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替罪羊:反腐英雄陈孚恩的福祸变幻——清卅(1860—1889)漫评【11】  

2013-01-07 07:39: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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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肃顺看来,有曾家势力、左系军队为盟友,胜保之类的还奈何不了他。可惜,他想错了。汉族军方强人都将他与奕訢及那拉氏的权争看成是皇族家务,谁败谁胜,无关宏旨。并且,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奕訢主办外交事务、提倡洋务,和汉族军方强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八大臣中的肃顺、载垣、端华都有兵权,虽然不如湘淮二军有实力,但发动政变,逮捕在京要员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拉氏在表面与八大臣缓和的背景下,答应了给他们减轻政务负担的请求,迅速解除了三人分别在步兵中、京城警备、大内侍卫方面的职务。仍是在表面的妥协下,肃顺得到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重托,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得以先行回京。八大臣中的其他七人也先期回京。

咸丰皇帝的灵柩很沉重,要一百二十八个人肩抬,加之热河行宫到北京之间多为山路,走得较慢。计算起来,灵柩与小皇帝的车队相比,足足晚到四天。小皇帝及两宫太后回京后,那拉氏立刻表现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在王公贵戚及朝廷要员前散布对八大臣的不满意见。先期到达的七位大臣以为她这不过是“娘儿们作风”,并未在意。
    这时一位比胜保更有能量,当然也是学历更高的人出场了。他叫贾桢,是有备而来的。他立刻上奏,委婉表明让两宫太后听政的意见。
    干脆说,贾桢建议那才叫“文攻”,胜保的喊叫只能算“武卫”。
    武卫在先,文攻在后。可这文攻者的身份很是了得:贾桢,道光六年(1826)进士,第二名,即“一甲二名”,恐怕一万个举人换不了这么一个“一甲二名”;贾桢官坐得稳、升得快,曾任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至于管理兵部(在尚书之上,监督之)那样的头衔就不用说了,关键他是个有学问也有胆量的人,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他一人独守紫禁城,每天坐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呵斥洋兵;洋兵还真怕他,没敢迈进紫禁城,咸丰皇帝闻听贾桢的举动,马上又把贾桢旧日曾担任的一个荣衔给了他,称曰“复武英殿大学士”。如此雄厚的政治资本恐怕连肃顺这样的宗室大臣都无法比,更何况贾桢还不是一个人上奏呢!

在奏折上署名的还有大学士周祖培,以及两位尚书(名曰沈兆霖、赵光)。他们说:“我大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不久前,御史董元醇的上奏已由圣旨回复,我们几个人也没什么更多的说法了。”这四个家伙确实比胜保聪明多了,不以攻击八大臣为突破口,只是委婉地表明让皇太后从八大臣手中分权的愿望:“若事无巨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秉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紧接着,他们又罗列了历史上八位女主干政的事例,从东汉说到明代,甚至将辽国的萧皇后也列了进去。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特别以明神宗为例:“惟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
    整个朝廷上下的舆论对肃顺这一方严重不利。剩下的问题,就是两宫太后特别是那拉氏与奕訢给肃顺安排多少罪名的问题了。九月三十日早晨,肃顺还在路上,北京就闹翻了天。那拉氏和奕訢将早已准备好的八大臣的一系列罪名公布出来,核心问题就是八大臣“朋比为奸”、“矫旨揽权”。由于宣布得太仓促,以致于载垣与端华二位亲王并没能听得到。

没听见不等于不逮捕。迟到早朝朝堂的二位亲王,被恭亲王一声令下,由大内侍卫夺去冠带,交给宗人府圈禁。当天晚上,肃顺护灵的队伍走到了密云,两宫太后命睿亲王仁寿与醇郡王奕譞前往,宣布将他逮捕。打死肃顺,他也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发生,所以,当奉差而来的大内侍卫给他戴枷具时,他“咆哮不服”。

当天晚上,肃顺也被投进了宗人府的专门监狱。他见了已事先被抓来的载垣与端华二王,厉声指责:“你们这俩废物呀!要早听我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载垣反驳他说:“我们今天的结局,不正是听你的话所导致的吗?”内讧,还有何用?!
    为彻底从政治上搞臭八大臣,经过一番赏功之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借小皇帝之口,公开宣布遗诏是八大臣伪造的。有此一点,不死也得脱层皮了。诏书大意说:“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我父亲升天那一刻开始,即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实际上呢,我父亲在弥留之际,只是让载垣宣布我为皇太子,并没有留下要他们辅政的口谕。载垣是自己造了‘赞襄’的名目,而后,就所有政事也不请旨,自作主张了。”

最初,三人的刑罚全是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地剐了。稍后,载垣与端华从轻处分,“赐自尽”;相对地,肃顺也免了挨一刀一刀的剐了,改成了“斩于市”。最后的判词说:“(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
    肃顺呀肃顺,确实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他不但曾在朝廷内“数兴大狱”,还因主持过减少八旗俸饷的工资改革而大大地触动了八旗旗人的利益。所以,在他被押赴刑场时,旁观的人们纷纷向他投掷石头、瓦块以泄积愤。打上没打上都不重要,关键是“群众”让他明白侵害“群众”利益的结果。其他五位大臣保住的性命,仅落了个充军的轻刑。至于那些受八大臣胁迫的人,一概不再追究。    

少数接近肃顺集团核心的人物如陈孚恩还是要处分的。这一手更厉害,至少让左宗棠明白:好好效力,杀肃顺跟你没关系。
    慈禧太后要把人情用尽,正当其余五位罪臣将踏上西去新疆之路时,她又发了一道懿旨:即行革职,免其遣发。也就是说,让你哥儿几个待在北京,走完余生,不必大老远地跑新疆去了。
    叩头谢恩,叩头谢恩!
    在几乎不算清算的政变扫尾中,陈孚恩的经历最具戏剧性色彩。
    陈孚恩如同胜保一样,学历不算硬,没拿到进士文凭,靠拔贡(特别考察而任用)进的中央。但他比有硬学历的贾桢更牛气,官运亨通,道光皇帝赐他紫禁城里骑马并给一块大匾,匾上写着“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到道光皇帝死之前,他已干到刑部尚书的职位。道光皇帝死前留下一句遗言,说是不要把他的牌位往郊祭的庙里放了,不再跟祖先人的神灵去混饭吃。这项决定太突然了,也有违礼制,执行与否对于新皇帝文宗即咸丰来说,成了大问题。陈孚恩坚持要遵从宣宗即道光遗命,怡亲王载垣坚持祖宗礼法不可废。两人在咸丰皇帝面前吵了起来,几乎失态。载垣先向皇帝道歉,“以失仪自劾”。咸丰皇帝说这是个小节,但你以后要注意。对于陈孚恩则不但降旨说他不通情理,而且还给了“降三级留用”的实质处分。
    这个处分对昔日的反腐败英雄即前代的“清正良臣”打击太大了。陈孚恩曾查办过山东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案,也查办过山西巡抚王兆琛索贿受贿案的。这些资历都不管用了?不是不管用,而是你陈尚书不识时务。一旦宣宗的遗命执行,文宗将来不也就没法与列祖列宗一起享受效祭大礼了吗?
    降了三级太没面子,干脆申请回老家给老母亲养老送终吧。咸丰皇帝巴不得他快滚蛋,连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就答应了。后来,陈孚恩沾了天下大乱的光,在乡下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有功,又回了中央,任代理礼部尚书。不巧的是,他儿子卷进了顺天乡试的科场舞弊大案,他又被降了一级。多亏他在任代理礼部尚书时有一个“头品顶戴”的荣衔,按当时的规定可从中抵消。昔日的反腐败英雄被自己家门里的腐败行为给抹了黑,实在不光彩。从此,他不想再“耍耿直”,也不想再犯与载垣御前激争的傻气了。转过头来,他开始以绝对谦卑的姿态捧载坦与肃顺等人的臭脚。只有这样才能稳住权位。
    陈孚恩已有的老资格加上当下的谦卑,使他很快得到肃顺集团的信任。在咸丰皇帝死后的丧礼处理方面,肃顺对在京的大臣只召一个人赴热河行宫吊丧、商量丧事,叫的人就是陈孚恩。陈孚恩挤掉了该属于恭亲王奕訢的名额。这注定了他在不久翻天覆地的政变中要成为替罪羊的,何况,他的文学功底又不扎实,还犯了禁忌呢!在肃顺集团失败后,有人举报说:陈孚恩在回答皇上北狩热河行宫可否之闲时,竟然以“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不敬之语。
    有这些证据足以致死,关键的是看奕訢有没有弄死他的想法。没有,真没有,因为肃顺集团的主要成员还留下五个人,他陈孚恩也命得保全,只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另加的处罚则是:一要到新疆去劳改,二要交回道光皇帝赐给的大匾。当然啦,还得没收全部财产。
    在新疆劳改的日子里,他认罪态度良好并有立功表现,比如帮助伊犁将军常清筹措军饷。常清也不错,把他的良好表现汇报给中央,得批复“命免戍,留助理兵饷”。这次命运转机,对于陈孚恩来说,没有选择权。倘使有一点机会,他也会回江西老家的。
    灾难,塌天的大祸,发生在了同治五年(1866),也就是他被判刑的五年后,俄国进攻伊犁。在战斗中,他本人及太太之一(黄姓妾),儿子陈景和与儿媳徐氏、孙子陈小连,一门遇难。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如同他曾“筹饷有劳”的情节一样被上报中央,中央掌握的政策十分精确:抚恤他的家人,但不抚恤陈孚恩本人。
    抚恤,首先是一种荣誉,而后是经济补助。这补助最后落在了陈孚恩的正位太太或某个儿子口袋里,因为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犯罪情形是要把家人分开的,一部分跟老爹到新疆(大多是次子去);一部分跟老妈回乡下,大多是长子去,以便在父亲起步的地方重振家业。
    对于一向讲名节的儒家来说,死后辱之不如生而杀之,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是也。然而,陈孚恩能算个“士”吗?不能算!并且他生处的时代根本就不再生产道德,皇权作为道德的批发中心,业务也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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