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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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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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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阴损:玩没舰队又想陷害改革派——光绪漫评【7】  

2013-02-09 07:37: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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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初十。她的六十大寿庆典搞得不算太铺张,因为此前的八月十八日,帝国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黄海海面激战,北洋舰队大败:五艘军舰被击沉,七艘被封在基地动弹不得。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甲午海战”。甲午是中国习惯的天干地支时间排序,这个“甲午”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这一年,慈禧六十岁。按中国人的习惯,讲的是虚岁。她是1835年出生的,时为道光十五年,天干地支排序为乙末年。

北洋舰队的惨败后,日本军队在陆上对中国入侵,鸭绿江一战,帝国军队再败,九连与安东两城的陷落使老太太心情更加低落了。她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停办原计划在颐和园举行的六十大寿庆典。不过,到了十月初十,光绪还是带王公大臣去了,给她祝了寿,只是规模不如以前预定的浩大。气氛呢,也不怎么祥和,而是阴阴郁郁。北洋海军作为亚洲海上第一劲旅的惨败,让光绪心情最为沉重。他父亲临终前嘱托他要“振兴海军”,现在别说振兴了,连摊子都没守住。

海军大败,东北陆上吃紧,需要检讨政策失误的责任,结果老师翁同龢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吵了起来。事情发生在帝国陆军鸭绿江大败之前,更是在老太太六十大寿庆典之前。可以说这场重臣之间的吵架,也是老太太六十大寿庆典阴郁气氛形成的原因之一。

九月二日,翁同龢奉慈禧之命前往天津责问李鸿章。进了直隶总督府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就切入了正题。翁同龢的责问刚完,李鸿章就诚恳地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这八个字可以全面概括战败的原因。”

对于这样的回答翁同龢并不满意,继续说:“奉天是国家的陪都,又是帝国先祖的陵墓所在地。那边要有了闪失,怎么办?”

李鸿章说:“奉天那边兵力太少,难以支撑,从直隶往那边支援又鞭长莫及。奉天弄到什么程度,我没把握。”而后,问答越来越多,李鸿章见翁同龢来者不善,反驳他说:“作为皇上的老师,您老人家兼任户部尚书,负责国家财政开支。我们海军平时申请款项,你每每驳回。现在,打了败仗,你来问责,有意思吗?”

翁同龢也有些急:“我是负责国家财政,但这职务的主要责任是节省开支。如果开支十分急需,你为什么不打加急报告呢?”

李鸿章很不客气地说:“行政机关说我专横,监察机关说我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喋喋不休地申请拨款,就没命了!你今天还能见到你训斥的对象李鸿章吗?!”几句话噎住了翁同龢。

翁同龢主持户部工作,十年间没给海军拨一文用于增加舰只、武器、基建开支的钱,海军勉强维持在吃饭与训练的水平上。弄到这个地步也不全是翁同龢的责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海军经费用到给慈禧修颐和园方面去了。所以,海军大败之后,慈禧似乎良心发现,马上下令拨经费三百万两银子。但是,她不想担责任,在拨款之后,就派翁同龢去李鸿章那里找事儿。

海军得不到发展,与翁同龢的个人品质也大有关系。他嫉妒李鸿章,因此,就在经费上卡李鸿章主抓的海军。卡李鸿章,不仅要从海军方面入手,还要打击他的淮军系的要人。刘铭传不幸成了目标。刘铭传在光绪十年大清帝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交恶时,镇守台湾,保住宝岛,功劳甚大,得以升任台湾巡抚。随后,朝廷又给了“太子少保”荣衔。光绪十六年,又给他兵部尚书衔,并让他以台湾巡抚本职“帮办海军事务”。该年,他以身体顽疾难治为由,申请退休。等到中日关系紧张,朝中有议论说刘铭传可复出,在李鸿章手下专管海军防务与作战得具体工作。但是,作为皇帝老师和有决策权的大臣翁同和就是不给刘铭传相应的荣誉待遇。按法时的惯例,朝廷应派专人去刘铭传家里传旨,让他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复出,负责海军防务与作战工作。翁同龢只让李鸿章传了个口信儿。对此,刘铭传很不高兴,以病未养好为借口,拒不复出。

公允而论,刘铭传出来,也不一定能打赢对日海战,但总不至于如此之惨。翁同和牢记两点:第一,刘铭传是李鸿章派系的人,对他无礼就是羞辱李鸿章;第二,刘铭传以台湾巡抚本质帮办海军事务时,就曾对翁同龢不增拨购舰款项表示不满,乃至于用辞职相抗。

不拨海军购舰等重要经费确系误国,而最严重的误国是:大清总体军力不及日本,吨位居先的海军训练量不足、实战能力不济,李鸿章不打算硬拼,以守住渤海门户天津、保卫北京安全为根本任务,而翁同和背后鼓动不知底数的皇上迫使李鸿章放弃守势转而主战。翁同龢确实狠狠地玩了李鸿章一把,但是,代价太大了,北洋舰队给玩进去了。李鸿章在政治斗争中也绝非省油的灯,等到帝国被迫与日本议和时,他在朝廷最高机密会议上提出让翁同龢与自己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很是惊慌,说:“我要是办过洋务,绝不推辞此行。现在是让生手处理重大事务,那怎么能行?!”

翁同龢不给海军增拨经费又力主海战的真实目的,逐渐被朝廷重臣乃至光绪本人所知悉。重新起来负责外交、海军、军机处工作的恭亲王奕訢,在皇上面前请他进外交班子,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干实务。翁同龢非常不高兴,当着皇上的面跟奕訢争吵起来。

吵了半天,结果还是去了。皇上下令让他与另一位叫李鸿藻的大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班去。需要说明的是,这李鸿藻和李鸿章没有家族关系。李鸿藻是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市高阳县)人,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并且原本不姓李,姓许。

在被迫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翁同龢一直回避外交工作,认为自己身为儒学名流与外国人打交道,是很丢人的事情。丢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正式实行之前,光绪将勒令老师辞职,开回原籍。他的命令写道(今译为白话):“职任协办大士的翁同龢,近来办事很不地道,弄得众论不服,更有多人多次告他行为不端、作为失职。我每次召见他时,对于我所咨询的事情,随便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他想高兴就高兴,想发怒就发怒。逐渐地,他的专横态度就显现出来。这样的人已经不能再在中央决策层任职。按着程序,本应在调查后给予严肃处理,但是,念及他多年在我面前行走,不忍立刻给予严厉处分。现在,命他卸任所有职务,回老家去闲养。如此对待他,也是为他考虑,以保全他晚年的名节。”

对于这次不算轻的政治处分,一般史家均认为是光绪迫于慈禧压力的无奈之举,原因是翁同龢力保康永有为而得罪了慈禧。其实呢,是光绪终于认识到葬送北洋舰队、使老父“振兴海军”之梦永无实现的祸首就是老师翁同龢。其次,即便翁同龢真地秘密保荐过康有为,也是跟别的大臣来的风以讨皇上欢心。保举康有为的几位官员声望与资历都比翁同龢低多了,最高的是尚书李端棻但无协办大学士(副宰相)衔,另外三位的品级更低了:徐致靖与张百熙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高燮会则是给事中,三人均为中级官员。

翁同龢的为官之道就是“光说不练”,指指点点还行,干实务没门儿。由于这个官道,他必然以窥视与揣摩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为能事,而无论面对的是慈禧还是光绪。揣摩最高权力人物的心思意念,还需要外部信息支持,而不能只限于皇宫大内暨中央政府要员的小圈子。翁同和主战的重要信息来源于他于光绪二十年亲选的科举状元张謇。张謇曾经在帝国派驻朝鲜大将吴长庆手下当幕僚,自称对朝鲜事务比较了解,主张对日本开战。翁同龢原本就想以开战方式耗掉李鸿章,在听了张謇的建议后,他更积极主战。此间的微妙之处还在于:败了,李鸿章兜着;胜了,帝师我建议有功。

等到战败,翁李两人关系闹僵,张謇也受到了指责。一方面,他主战言论明显;另一方面,他与翁同龢关系非同一般。面对指责,他于心不安,估计仕途肯定会大受影响,在官场混了四年,回家干实业去了。辞官经商,使张謇以晚清第一大民间实业家的地位而名垂青史。这多少给翁同龢挽回了些在以后历史中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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