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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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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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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着造反”与亡于哲学【十二年前旧文·修订版】  

2013-04-14 12:02: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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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变乱之后的俄罗斯

经过痛苦的挣扎,俄罗斯由板荡多事渐入佳境,虽然她的内部仍有不少问题如车臣冲突者。现在她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谁也勾画不清,回到了令今天俄罗斯产生无限遐想的叶卡捷琳娜时代吗?回到了列宁革命前的时代吗?一一那时,俄罗斯只能说是大国,而不能称为强国。也许列宁革命成功的历史使局外人很少去用心研究革命前的时代(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如此)。那时俄罗斯也在折腾,什么废除农奴制啦,什么人民议会啦,什么斯托雷平时代啦,不一而足。不妨想一下:连盗马贼都能进入权力中心,情况便可想而知了。拉斯普庭不想继续干偷马的营生了,他洞悉尼古拉二世心灵需慰藉的状态,便把自己打扮成了先知.。

按过程哲学(Philosophy of process)的原理来论,苏联帝国的建立与解体不过是俄罗斯历史向现代社会自然演进的一个实在“事件”(环节)罢了。今天她已渐渐恢复了元气:与NATO或勾肩搭背或虚与委蛇,在令“西方”心旌摇荡的动作背后,她有一个原则一一“别忘了我存在!”;所以,当科索沃危机将解之时,她未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派了一支空降部队到了“现场”;她可以忍受美国人单方面放弃1972年的反导条约也无奈地离开了金兰湾,但她从不能忍受别人对她对欧亚两陆发言权的轻视。所有这一切,几乎使人们忘了刚刚结束不久的嬗变之实在事件;就是看电视新闻上关于车臣冲突的报道,也很少有人间“那事儿的根源何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人们又淡忘了俄罗斯,尤其中国人似乎淡忘了这个昔日为友、为敌的北方帝国。

没有忘记俄罗斯的人?有。只不过是一些学者,而不是煽情的各式文场掮客——因为到目前,我们无法避免阿道尔诺所说的“文化工业”的社会后果,是掮客而不是学者们引导着多数人的思维。在2000年,这个可以叫“世纪末”也可叫“世纪初”的年头儿,  《读书》杂志上还是刊出了以黄立茀《苏联:一九八九年纪事》  ( 2000’1,P117-124&2000’4,P17-21)为主的专题文章(“为主”与“专题”之说仅是我个人的主观判断。特此说明!),“陪衬”的则有章海陵对托尔斯泰的评介( 2000’1,P109-116)、闻一对特别流刑犯的回眸(2000’1,P125-132)、闻敏对格罗斯曼小说的介绍(2000’1,P133-137)。“陪着”黄先生说完“左天的故事”的是闻一先生。一个大帝国兴许根本没想到自己可能轰然倒地,它霸道地踹塌了苏哈列夫塔楼;也许,苏哈列夫塔楼的倒塌正是帝国命运的寓(预)言。

一、革命哲学:列宁的愤怒情绪

纵观五篇文章,叙事尚可,分析则尚嫌不足。此亦视角选择使之然,但谁能否认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 2000’1,P110)在时下找不到回应呢?而谁又能推说格罗斯曼1946年的悲懑(P135),不曾是自己某些段心路的总结呢?当我将他们提供的史料进行分析并抽象出个人之“识”后,我深问自己:“为什么没人从哲学史的角度去看待、分析‘苏联纪事(实)’呢?。

因为后来演变成老大帝国的“初始国家”的创始人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哲学家。我虽然很佩服S·胡克的哲学分析能力,却不欣赏他对一位哲学家的轻视。也正是列宁在他革命生涯中将哲学斗争视为不可或缺的动力,才使他的哲学在人类精神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管它是正确的或谬误的。列宁革命哲学为的是一个“柊极目的”即“由无产所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中文版,P202;下有涉者,简称“列选”)。

列宁革命哲学最大的劲敌是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与康德有着重要关系,本文不打算涉及后者)。站在哲学史的角度讲,后来苏联的失败首先是哲学的失败,换言之:亡于哲学。然而现代哲学史上却无人关注这一问题。至少说来,因苏共二十大(1956)剧烈冲击波而发生重大变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各个流派,也未曾预见到苏联可能亡于哲学。

马赫主义主张“批判经验”即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史上它可视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葛力等撰《现代西方哲学辞典》,1990,P39),而实证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又有着拐弯抹角的关系;最初,实证主义这一名词(概念)似乎是圣西门1830提出的(同上,P336)。他说,在这个时代(1830’S,)人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一一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体系,亦即实证哲学(P337)。马赫主义虽然与马克思哲学存在着进化上的“远亲”关系,但它却在一产生时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敌人。它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而这时《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已出版;(第一代)实证主义作为“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之一,早已列入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目标。就哲学流派的发展而论,经验批判主义暨实证主义并没有因马克思的批判而消亡,正如马克思哲学饱受批判乃至“修正”之后并没消亡一样。马赫主义对列宁的革命哲学构成了威胁,算是经验批判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斗争的继续。我并不是重复冈诺维奇大为光火(闻一,《读书》2000’4,P24)时的“斗争哲学”,而更愿意用过程哲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发展上的诸多“斗争事件”。过程哲学认为,理论冲突不是一种灾难而是一种幸运。冲突是一种朕兆,它意味着还有更美好前景即更宽广的真理存在(葛力等,P186)。史实也表明这一点:伽利略与教廷冲突的历史教训可能是催生“相对运动”概念的催化剂。

列宁的革命最终目的论,是容不得马赫主义(包括新康德主义)对曾是同志或朋友的哲学家、革命者的影响。为此,他专门于1908年下半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除了单行本)一书,对那些“跪着造反”即造马克思哲学“反”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列宁开门见山地说:“许多想充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举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几乎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列选二,P12)。列宁对著作者一一点名,将他们的哲学表述斥为:“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指责哲学对手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企图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者造反’。”(同上,P13)

二、文化争论:专横的权力裁决

“跪着造反‘的“想充当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人物之一,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A.A Bogdanov,1873-1928)的思想历程能典型地代表其余几位——他们对俄国社会走向的哲学认识。波格丹诺夫原是“民粹派”,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该党分裂时,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于1904年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于1907年组织“召回派”,同年被清除出党。他成为马赫主义者(列宁如此定性,但他本人并不自认是之)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此前的渐变是:先由一个自发的唯物者起,因受德国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1853-1932)唯物论的影响,后来变成了唯心主义者(此处无贬义,特注!)和不可知主义者。

奥氏亦曾受列宁批判,被称为“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葛力等,P520)。在被格丹诺夫接受了奥氏的影响之后,又受马赫主义影响,写成了《经验一元论》。经验一元论在社会历史观上,否认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这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相反。因此,列宁说波氏“修正”进而“造反”,都不为夸大其词。仅有此者,也不算太复杂的哲学之争,在后来取得意识形态绝对主导权的苏联,波氏只要主动消声匿迹也就了结了一笔历史陈帐。但波氏好像首先还以学者(哲学家)的面目出现,高唱他的“无产阶级文化”论。1920年9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版序言中再次批判了波氏。波氏批判这也是促成《唯》书再版的直接原因。列宁在序言中写道:“本版除了个别的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参考书…。至于波格丹诺夫一些近作,我没机会阅读,…涅夫斯基同志…有充分的可能确信,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列选二,P15)

由此可见,波格丹诺夫还在“据理力争”,与他同受1908年批判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在“偷贩”,并由此引起了一个决议的产生。按《列选四》注释第108条所载(P741):“1920年10上半月,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要求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它应该是后者的一个附属机构等等。卢那察尔斯基在讲话中却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中完全自治。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拟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对这一事件的逻辑分析至少可以产生如此猜想:在波、卢一方看来,应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样组织来实现他们的哲学目的;在列宁看来,这不仅是表面的政治权力之争,而是谁控制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问题。哲学之争终于演变成了政治权力之争。从此,一切的哲学之争不言而喻地都被看成了政治权力之争。广而言之,“哲学”不仅局限在马赫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之争了,已经扩大到对具体事情的思想、意见、方法上。1933年至1934年间发生的苏哈列夫塔楼倒塌(《读书》2000’4,P23),无非是由来以久的哲学之争的具体化、世俗化。所以,卡冈诺维奇的掷地有声的发言(P24)也绝不是一时冲动,只是这种激烈的反应掩没了历史上的哲学问题。

三、黄鬼蓝鬼:短暂的宗教辩论

在实现列宁革命的最终目的之同时,俄国官方哲学根本就没有很好地解决哲学之争。这倒不是哲学之争本来就不可避免,也更不因为(至少不主要因为)那时没有过程哲学理论,而是包括列宁在内的哲学家群体终于使自己走上了自己哲学的悖论之路。

“造神说”的历史与后来国家生活中对苏共的神化即权力的绝对化,无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案例说明!所谓造神说(列选二,P923,注释第19条)是指一种建立社会主义宗教学说的构想,“目的在于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P923)。造神派的主要人物有卢那察尔斯基(可见他一直是列宁在哲学上的坚决的反对派,不曾有过普列汉诺夫式的妥协),而高尔基有一个时候也和他们接近。造神派在文学界中有影响,当是1905-1907革命失败后的一种哲学思考。它对正统哲学的威胁也不可低估,以致于《无产者报》经编辑部扩大会议(1909年)之后,发表了特别说明:布尔什维克派“跟诸如此类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列宁为高尔基参与造神活动,专函告诫他:“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仅仅”二字原文用的黑体,以示强调)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列选二,P481)。接着的话就有讽刺意味了:“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P481)否定宗教的意义于马列主义理论有可理解之处,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无神论!但是,列宁在处理与高尔基的“个人的关系”上却显出了某种褊狭、武断以至于强加于人的态度,在信中他写道(P483):“或许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您想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吗?…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庸人们’三字原文为黑体)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许他的(‘他的’二字原文为黑体)或他们的(庸人的)偏见吗??(‘他们的’三字原文为黑体)”

既然无须向庸人们去说明宗教乃至于哲学的意义,那么,新的精英集团自然地担当起解释一切的责任。所以说,“二十年代末以后苏联逐渐形成了苏共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苏维埃在实践中不能正常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黄立弗,《读书》2000 1,P117)。这种政治现实至于哲学的抽象实在是枝节问题和形而下之事了,尽管政治现实的好坏同样也影响着哲学的思考。我不反对黄先生从技术上来条分缕析苏联(共)的政治史实,正是受到“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P23)这样看似极端现象的启示,才不揣简陋,试从哲学上去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共)的失败不只是人类现实政治较量、“东西方”力量对比的结果,而更应是哲学上思考的课题:当哲学现实化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刚性意识形态后,此种哲学还有沿有必要反省的过去?有没有必要为人类精神史上的曾存在过的“其它哲学”留下一席之地?換言之,哲学这种高深的学问是否也存在学术生态?

也许列宁革命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在争取“最终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对异端的斗争,还是在“最终目的“实现了的现实政治里,它都不允许有“神”的存在,而只使一种不名为“神”而实际占据了神位的自己思想存在。当掌权者不具哲学表达的优势之时或根本就无所谓有哲学学养时,欲荡平异端就自然地选择了政治高压,又必以权能者的被神化为保证效果的前起。然而,这种策略也有生存极限。到1956年,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极端后果被揭露,是这个极限存在的证明。

四、自由主义:曲折的精神引领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产主义体系(阵营)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但它比之于在哲学领域产生的震撼要小得多,而且后者的效果是持久的,从而导致了人类精神史上新“识”的产生。如果要将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哲学界及苏联哲学本身产生何样的影响说清,恐怕不是我这样的“哲学门外汉”之学力、学养所能承担的了的!无论如何,像萨特(Sartre)、科莱蒂(T.Colletti )、布洛赫(E.Bloch)等人在个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方面却发生了飑改:萨特不再同情法共且有意疏远,积极主张批判斯大林;科莱蒂退出意共;布洛赫(同卢卡奇、班杰明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圣父”)由东德“叛逃”至西。这些个人行为,均与苏共二十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反对派哲学家”也从苏联的哲学专政(或哲学专横)的后果中总结哲学新“识”,胡克(1960)的理论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一书(葛力等,P33)里,他除了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外,还专章对列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杰出,遗留下一整套背离互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教义,背离程度大大超过修正主义。其原因在于:列宁早就主张非道德主义,使道德实践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胡克的批判留给哲学一道重大课题,或是产生新“识”的催化剂。冷静地看待这个哲学与革命的悖论,至少需要去掉两种心态:一是对列宁哲学失败的政治心理上的“幸灾乐祸”;二是盲目的“宗教般”的卫道激情。相比之下,后者更为危险。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不仅导致现实政治原则重复哲学与革命的悖论,而且它会对人类精神进步造成窒息,哪怕只是环境上局部的!

不烦我展开论述或“过度诠释”,得益于在黄氏之后一篇富有哲学意义的文章,名曰《精神探索的“路标》(汪剑钊,《读书》2000’6,P136-143)。汪氏转引别尔嘉耶夫的观点,称“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的外在压迫和保守的思想传统的内在钳制,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P137)。此种状况导致的政治结果是什么呢?“现实高于理性,利益高于真理”(P138),迷信多过信仰,斗争大于创造,狂热压倒了理性,偏执高过宽容。(P138)。这是由1905年革命失败直接引发的一种反省,它的分析视野是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至1908年四十多年之间知识分子总体的精神历程。

列宁在痛批“造神论”的同时,对这种反省(即反省1905年革命失败的文集《路标》,1909年3月出版)进行坚决的否定与斥责,而且不止一次:在1909年5月《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1910年12月《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1913年4月《几个争论问题》一文,均有所涉。列宁对《路标》文集的批判不仅称其为“自由主义变节行为的百科全书”(汪剑钊,《读书》2000’6,P136;列选二,P119,P936),而且给它以反革命的定性:“有—本极妙的书,叫《路标》文集,大量印行过;它是反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汇总。”(列选二,P470)

结语:对抗哲学专横的能力

在路标派对“哲学与革命悖论”(时无此说,系我现在提出,特注)发言之后的近五十年,赫鲁晓夫在政治现实中遇到了悖论现实化的考验。他对斯大林的揭露来自于有限的政治改革的初始动机,或许还混杂着个人功业目的,但他不会也无能力在从哲学角度去反思斯大林现象。他不是萨特!也不是科莱蒂,也不是布洛赫,他只是现实政治权力的宠儿,尽管后来他“失宠”了,还写起长长的《回忆录》。赫氏被迫告别政治巅峰,离开革命与哲学悖论的漩涡。他是幸运的,不曾看见苏哈列夫塔楼寓(预)言的实现。后来,著名的反对派人士索布恰克虽有所悟,如“在有理有利的论据前,钢筋水泥般的政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黄立茀,《读书》2000’4,P20),但他也没有表达哲学之见。

当哲学的专横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专横之后,并迅速扩张到极限,这恰意味着现实政治的哲学营养已极度缺乏!亡于哲学已不可避免,苏哈列夫塔楼轰然倒下,溅起了代表又一个胜利的尘埃,这尘埃挡住了哲学之光,但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仍是:哲学是否是必需的?它能被轻轻地推开或抖落吗?

如果是,如果不能,我们还有没有对抗、反思哲学专横的能力?

 

 2001年上半年,写于石家庄北郊监狱(服刑期内);2003年12月26日(出狱七个月后),发表于美国中文网站《议报》;2013年4月14日,因一篇实证政治学论文需要参考文献,重新录入并作修订,尤其加了分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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