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网易考拉推荐

在“三角构建”中看人情观(下)  

2013-07-13 11:33: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自按:在监狱里写就的大量读书札记(以长篇学术文章出现的有十五万字)成为日后进行历史与经济学研究的“思想线索”。关于交易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也进行细化研究,阶段性成果就是写出《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在这本书之前,还有大量的“换饭钱”的通俗历史著作。比如颇有影响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基本思路可散见于此类文章。至于能为实证政治学提供文献,则是一项“额外”的学术收入。

                

 2013713日上午,按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引言:安顿现世的生活与心性

作为“准福音”的增广系列,对世俗生活的指导意义即其规制性特点之一就是安顿此岸。虽然它也不乏精神追求的超脱性,但终究由于“天”未人格化,而使彼岸性成为无关宏旨的旁支细流,此岸性自然占居了主流。有趣的是,超乎宗教比较,“准福音”在哲学意义上更近乎席勒(Schiller1864-1937)的人文主义(humanism);倘使它再有一些内在的革命性扩张力的话,也不排除链接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 m)的可能性,即在使世人享受俗世生活之时,向宗教良知迈进。

在我看来,犹如马利坦对理智的爱克司光之喻,理智地看待人情,确乎是让每个个体得以现世安顿的必要条件。虽然,这在另一端造就了每个人都可能“滑得像玻璃弹子”的社会化生存图式,或云从整体上导致了中国人于文化之外,在心性上成“一盘散沙”之状。

一、正视:人情的交易性质

无疑,在如左立论的基础上来看待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对人情的钟爱确是一场虚妄,或者是“说也说不清楚”的逻辑循环;况且,韩先生也认为:“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读书》2001’12,P90)。由此,在实质上韩氏是向库恩张力的前一边靠拢的,传统值得赞美,也没必要颠覆,尽管韩氏可以从根本上就对库恩定律“不屑一顾(不了解?)。于是,他也可以嘲笑那些怀有敌意的敲计算机的西方观察家( P91)

“西方观察家”是否从技术上作得无懈可击,单论及中国文化里普世化的人情,绝非是韩氏所列举的宴席( P90)之类的表面化的东西,其背后是交易的游戏规则。纯粹的“人情”是难以实现的理想。试看增广系列里对“人情”的定性:

1.“人情似纸张张薄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同见于《增广》、《重订》;

2.“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时冷”,同见于《增广》、《重订》;

3.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同见于《增广》、《重订》;

4.“入山不怕虎伤人,只怕人情两面刀”,同见于《增广》、《重订》;

5.“无求到处人情好,不饮从他酒价高”,同见于《增广》、《重订》、《一法通》。

粗略统计有“人情”字眼的语句,内在的实质规制性不似韩氏所乐道的那样。增广系列中最聪明的是《朱子家训》,它完全回避了“人情”问题,或许它早已明了“人情”是个最难提取规制性条款的问题。人情的交易性实质是令儒家不愿见到的,所以在经典话语中对此大加菲薄。《名贤集》在力求让“人情”保持在相对纯粹精神高度之后,终于也无法回避了它的趋利(交易)特征。先说“人情好似初相见,到老终无怨恨心”。这种高境界的精神生活恐怕只有少数品质超群的人能做得到。所以,紧接着说:“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来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如果说这一悲观的抽象还没全面涉到百姓的生活,那么《一法通》则把交易性给端到令人尴尬的明面儿上来。其云:“请客莫请女客,请五十来一百。”何止女客,到时下所谓人情消费大盛的时代,很少有当局人不计算收益与边际成本的。

二、明晰:民主的文化变量

韩少功先生所不愿面对或意欲批评的“货币兑换人情” 乃至“法规取代人情”的局面,无非是古月照今人而已。依此来论断民主制度不能移植于人情文化( P89),同样也是一个极具虚妄意义的命题。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讲,那种具有公义一一道德层次合法性的“人情”,即判断的基本良知,恰是建设法制社会的根本之依托。因为:首先,这种“人情”是对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反制,而不是什么“人情成本”问题;其次,设使可在“人情成本”与“民主社会”(法制秩序)之间找到平衡,则必双回到道德层次合法性去讨论。整个中华帝国在如此长久的时间里用很大政治精力用于防民之乱,不能不说是个“文明讽刺”。这种讽刺正像不能正确认识人情又困于人情的交易化一样。

就韩先生所描述的“人情”来论,更多地注意了沿宗法制度层层比例扩展而来的“级量人情”。在亲情之人情处,帮助家庭成员抵御来自于社会的风险与危机( P91),是一种公理化的人情。仅因在传统宗法制度那里存在着这种美好之处,我们便认定这是自己文化所独有的,进而“西方社会”人情极度欠缺,是十分幼稚的观念!事实是,在“西方”抑或“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亲情相援的动人事例。像父亲为儿捐出了肾脏,以及血缘兄弟姐妹为其中之一的不幸而共同救助,等等。在整个社会高度商业化或“异化(aliennation)”之表象下,风险规避也社会化了,保险(仅仅限于西方规范暨成熟的保险而不涉及中国具有骗人性质的保险)不失为其有效机制。尽管“异化”这种人类精神史动力不可替代性被夸大成反常,也尽管在非常“东方化”的分析逻辑中忽视了其它社会组织如慈善机构的救助作用!

人情,对中华文明的绵延确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对一直生活在持久的国家权力专横社会里的底层社会,俗世生活的得以平安乃至精神世界的一定程度的和谐,都是十分有益的。所以,惟其稀缺而昂贵,才使关心现世的“准福音”给了它那多冷冰的规制!人情的美好状态是官僚士大夫或云上层社会的精神追求,但它又总免不了带上交易色彩。特别是自宋儒兴盛以来,上层社会一直享受着皇权中心在这方面提供的大量的消费者剩余,而在他们意识形态体系的实在物面临崩溃之时,他们总能进行最市侩化的选择。

就历史逻辑来看,如左的市侩选择早发于西汉末年,但直到东汉末年才被王符所总结。宣称“千载(已)无真儒”的宋儒,本该匡正这些,可惜他们的内视性(语录)逐渐流变为消极。上层社会获得皇权中心提供的消费者剩余的源头,是政治人情化荫补制度。在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时期,使得国家权力的专横没有任何制约。

三、回顾:崩盘的周期重复

证明高层次的政治人情化的失败根本用不着敲计算机,翻开中国历史就足够了。南宋恭宗时(1275),皇权面临外族压力,近于崩溃,太皇太后针对首都官员弃官逃跑的现象,在朝堂贴出榜文,大意说:赵家,三百来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大小官员于国危之时,没有人说过一句挽救之话,反为自身安危而逃跑;平时你们以圣贤书(当然包括《论语》)为自己立门面,现在你们怎么如此不要脸呢?然而,官员逃遁的现象还是有禁不止。好在那个时代还出了个文天祥,否则士大夫的精神生活还真地无法描述了。我们的文化也乐意用“文天祥现象”来描述历史或曰砥砺气节,进而掩盖最丢人的一面。

无独有偶,时隔近四百年,明怀宗于崇祯十七年(1644),想按名籍征收皇亲和太监们的钱财以助军饷,但结果不甚了了。有伯爵周奎只认捐一万两银子,怀宗不高兴,逼他出了两万。但等到李自成进京后,抄出了他家五十二万两银子,珍宝计值也在几十万两。利用皇权威逼官僚交纳金钱是否合法,但我们能从中理明怀宗“有亡国之臣,无亡国之君”感慨的哲学体验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传统教育的失败,而构筑这传统的有《论语》这被宋儒抬高了的典籍。《论语》不仅对世俗产生了规制性,而且也早对与政治人情化有过旨在维护意识形态实在体(君权)的界定,如对季氏的指斥、对田成子的义愤,凡此等等。

虽然说,自西汉末到东汉末,再到南宋末乃至明末,这种无耻被士大夫们所吹捧的王朝政治主线(如“某某之治”、“某某盛世”、“某某中兴”之类)所遮蔽所覆盖,但点上的崩溃对面上的“稳定”的启示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感于“人情一一政治人情”醇美的人大多是生活于“面”里的而不是“点”上。无论如何,不能因主流的时间之充裕而忽视了非主流的残酷生存状态,尽管宋恭宗与明怀宗的时代相对于漫长的历史,较为短暂。人性(而不是“人情”)不允许学者忽视“短暂时代”的人民的生存质量!否则,便是学术无良知的!如是,与其如“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状况之偶然出现,毋宁让被韩氏所指责的“金元遍地”(《读书》2002’1P139)成为必然。因为,就个体的人比之“漫长的历史”来说,前者是短暂的,短暂到无力观察一个真实的计算结果的地步!所以呢,有良知的学者应当从历史中找到文化的缺陷之所在。

我也看到韩先生于“短暂”中的热切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几乎是世界知识界的共同的善(P138)。用典型的中国话来说,叫“生活向着未来,智慧总向着过去”。有了这种宽泛的知识与善的关怀,就不应该使理智陷入熬中药( P136)的状态!因为“中国崛起”‘ (P136)这类的当下话语不是模糊的人情文化所致,而恰是在实质上对传统的异化。这种异化动力来自对邓氏所处的精英集团对他们当初“革命性”理想主义模式的恢复。所以,崛起是有规矩可循的。简言之:一方面,它继承着自己的“革命性”的动力传统;另一方面,移植了开放社会的某些规则用于改造“革命性”所造就的动力传统。

结语: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相对于文化传统“革命性”的动力传统可称为“小传统”,它还是大(文化)传统的异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库恩意义的张力也驱使改革者在行为之时借助于大传统。比方说,“平反”具有明显的政治人情与底层社会泛化人情之文化特征:除了精英集团得以重建外,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平反者也获得了户口转移、子承父业的荫补式的收益。所以说,像韩氏所不愿见到且已发生了的人情货币化与“金元遍地”之景况,不过是整个改革历程的必然经历。需特别说明的是:我所使用的“开放社会”的概念是柏格森之“开放社会”与波普尔“开放社会”概念的并集。由此,我也关注柏格森关于封闭社会的定义。而在讨论“人情观”之时,如若不把“人情”上升到马利坦的理论高度,那么,所有理论探索仍是封闭社会的一个不足为道的细节,仅仅是“生物上的各神秘主义的生活”之某一方面的复制。这一复制就像被韩先生带感情所描述的咳嗽声。

在这咳嗽声里,该反省的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正确”译过来且也很快本土化的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必要更加理智地看待“西方”呢?这样的事实已摆在了面前: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许多所谓的思想家并不了解西方思想的历史与发展,而基于时尚的“政治上正确”进而“文化上的正确”,有意识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反对想像化的“西方”;这种“无畏”看似勇敢,其实是最为危险的无知,或者说是比专制、暴政更危险的野蛮!按波普尔“零零星星的社会工程”之论来看,此恰为我必须反对的现实之恶。

  评论这张
 
阅读(84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