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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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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上坟——家事、世事漫想   

2014-02-05 15:56: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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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六,是我们老家传统里的一年做事儿的开始。因着这点,小城最繁华的商场也是初六正式开门。我的学术日程很紧凑,但总体是个「闲人」,白天不愿忙的,晚上多忙会儿,尽管多年来「有成就」的我不习惯熬夜。

无论闲否,初六回村给老娘拜年并看望姐姐、姐夫是既定日程。在我心中,姐姐就是「半个娘」,因为娘打理家务不行,打我记事起就是姐姐给我做棉裤棉袄棉鞋。最一般的情况也是娘把鞋底子纳好了,最技术的活儿上鞋帮都是姐姐来完成。可以说,如果我们两个人颠倒过来,我大她小,就是我供她上学,她的成就一定比我高。

姐姐嫁在本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替我照顾父母。当家户族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诸葛」,因着这个外号,人们问我是谁时,我自谦「鲁肃,鲁肃」。其实,她的有些安排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但不用她解释,我就能理解。比如,我父亲去世时,她的两个儿子帮我守灵,但姐夫直到我父亲出殡也没从外地赶回。村里有议论说,他们家太会算计日子,老丈人死了,都舍不得放几天挣钱的空儿。其实呢,姐姐是怕村里「闹姑爷」的风俗把是本村人的姐夫弄急了,姐夫厚道但脾气不好,要是跟我这边的当家户族动起手来,出殡完了,就是一场两姓之间的「冷战」。

春节期间,我嫌乱腾,多数年份也是初六才回去。至于老家比初一吃饺子更重要的事情,家中长子(也包括其他男性成员)给逝去的先人上坟,在我家也大多由姐姐代理,她的两个儿子陪着她去。我初六回家,补上上坟是不言而喻的任务。从住的小城市打出租车,六十块钱,不贵。我以为过年了,会要一百。到家后,老娘先说她绝对不跟我到市里来住,而后又「控诉」了姐姐一家一番。这些都俗套了。我就往老娘手里掖钱。老娘边说不缺钱,边把钱塞进里面一层的衣袋里。从我进家门那一刻,老太太就一步不离跟我叨叨。我到大外甥家骑自行车,并从怀里拿出烧纸包(我从市里带来的,质地最好的,我在旧历十月一时就备好了),从纸包抽出烧纸一角,让老娘看。她明白了,「给你爸爸上坟去呀,去吧。」

走着熟悉的乡间土路,很快到了父亲的坟上,姐姐和我外甥们烧过的痕迹还很明显。我自己慢慢坐了一会儿。我不迷信,但以这种不通常的方式来怀念父亲,是我很私人的行为。二〇〇五年秋季,我在北京的经营一塌糊涂,累坏了。回到乡下调养,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在土路上转,也每天都到父亲坟上坐一会儿。父亲是二〇〇三年初冬去世的。按村俗,我经营失败也有迷信因素,所谓「死个老的,背三年」。其实,我一点建立不起这种意识来,或者说我无从认可这种价值。彼时,我在父亲坟前发誓戒烟,不管心理压力多大也戒烟。

父亲生前有两句他自己可能不曾连贯起来的话,我倒认真琢磨。一句是他自己忘本了,「你爷爷那么大的家业,不抽不喝不赌。我呢,不赌,这抽烟喝酒一样没落下。」另一句说我的某些特征很像我爷爷,「你爷爷呀,见事知理儿,总比别人多考虑好几步。这点,你随他。我跟不上。」爷爷的墓碑是我替父亲给立的。那个时候,还不怎么兴立碑。父亲对此异常高兴,还说:「我没了,要是有这么个碑就行了。」父亲是苦难的微观历史。说他作为富人子弟经历日本入侵、国共内战,那是民族性的共同历史。而他已经成为穷人、最普通的农民之后的经历,也常令人唏嘘不已。大饥荒时,差点饿死,一度倒卧村头;「文革」年代,靠自己的铸造技术赚个养家糊口的钱,还得背上「黑师傅」的时代恶名。如今,阶级论已经飘渺,但从我读书明理之后,我就认定自己是受压迫阶级的子弟。再有一些政治学与哲学素养之后,更是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以作为政治体系负责者的身份,给像我父亲那样受伤害的人道歉,尽管他们之于这个社会很微渺。多叹一言曰:微物尚不可欺志,况人乎?

给父亲烧纸钱,我先给自己姓氏的先祖烧一小部分,三张小块烧纸。再就是按自家从祖坟出来立坟的开启顺序,给老爷爷那辈烧一些,最多的仍然是父亲这边。按着以往习惯,是先给父亲烧,而后是爷爷奶奶,再是老爷爷老奶奶。据说,不论什么村子、什么姓氏,都是这个顺序。我看,这一方面说明家族信仰是个很功利的体系,可谓逆向血缘;另一方面,有些古贤已经看出了家族信仰功利化结果,比如说,一个人记得祖父的名字比较正常,记得曾祖父的名字就很少了,至于爷爷的爷爷是谁,几乎没人知道。

我也不例外。我爷爷的爷爷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并不觉得遗憾,至于有人曾提议过得正式修家谱——倒出爷爷的爷爷是必然结果,但我实在提不起热情。我也不反感别的姓氏如醉如颠的修家谱活动,正如我当初较早给爷爷立碑别人也没有反感一样。不过,我总觉得一些人在阴历年底大三十还有清明节上坟祭祖,有点同学聚会的感觉,不是为了设定的主题,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目下的所谓成功。比如说,松树不是从小树栽子培养起来的,而是花大价钱买来的成年松树。看似壮观,实在没什么涵养。

当初,我给爷爷立的碑很普通,虽然较早,但一点不张扬,一米二的高度,两颗松树也是从苗圃买来的小树栽子(连根也不到一米高)——现在已经三米左右了。碑文是我自己用毛笔写的,石匠按我写的再刻。若给父亲立碑并写碑文,时间还远着呐,因为我母亲很健康,七十九虚岁,估计活到一百岁没问题。到母亲一百岁时,我就七十二岁了,我能否还有悬腕握笔、写诸青石之力,还是个疑问。就算不能写,老娘活到那时,我也高兴。

在父亲坟上回村时,我选择了一条少年时代长走的小路。非常惬意,更何况田野里没有别的上坟的人。小路的少部分还可以走,大部分被复耕为田,只是复耕为田的部分比两边地低,更是长条之状,让它依稀显现出微观历史的意味。少年时代,在这个小路上走过的贫穷乃至于困苦,欢快乃至幻想,都悄然成为微观历史。有人如我者来打捞它们,是纯粹私人的事情;但是,更多人已经完全忽略了它们。忽略是一种进步,因为人总要有新的境界去追求。然而,那种境界要是买来的坟上大颗松树、自己不会写毛笔字而请人很制式地刻一路子赞扬,实在乏味,实在不足观瞻。

回到姐姐家里,开饭了。姐姐说我本不必去上坟,因为三十时她上了。我说:「要有迷信的话,也该这个受尽苦难的老头享福。闺女送一回钱,儿子补送一回钱,算老头的福分啦!」姐姐的眼有些湿润,而比更怀念我父亲的是,我对姐姐的「半个娘」的感情依赖是没齿不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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