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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日志

 
 
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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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遇与不遇——小城人际回眸明哲篇  

2015-01-12 11:33: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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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思维在十九世纪国际地位巨幅跌落后,明显粗糙起来。或者说,从一八六〇年到今天,一百五十多年来,这个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有所改变,还得五十年。

 思维粗糙可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明哲保身」一词由于被重要政治文献所引用,出现贬义化,因此,明之含义、哲之含义都被忽略了,只一个保身作为贬义符号挂着,也印在许多人的思维里面。能说出此词,还显得有点文化。就本义而言,明意味着知道别人,哲意味着知道自己。回归古典,知人为明,知己为哲。所以,真地做到明哲保身也很不容易。

目前,中国由于经济回归一八六〇年前乃至于更早的世界地位,中国人发现自己需要思维精细化。精细化的途径之一是重温古典。但是,这里面还是远没完成流氓向绅士蜕变的环节,还是土豪主义。一说古典,就是儒学儒教,其实呢,真正古典是诸子百家。诸子,包括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等;百家,包括史学家、兵学家、农学家、阴阳家、游说家,等等。

要言不烦,要想古典,至少表面像一点,就得弄明白明哲之思辨含义,弄明白诸子百家之多元化实质。

那么,这些闲说与个人生活暨人际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有呀。第一,知道别人,就不会强求遇,名将遇明主、好货遇懂行在我看来都是泛泛之理;第二,知道自己,就不会抱怨别人,因为杰出与卖出是两码事儿。总地说,人有自己一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交易关系,包括父子、夫妻也是如此。当然,这个交易不是贬义化的,而是正常的投入产出有所获利。当然,这个利未必就可以用货币数量计算,也可以是效用即心理满足程度。朋友、社会其他关系人也是这样。感情投资也好,经济利益交换也好,都是为了在适当的机会利用对方,即发挥对方效用。当然,这里的利用与交易一样,不是贬义的。在经济学上,互相利用,就是互补关系。所有的经济体系,如果没了互补关系、替代关系,那么,系统就不可能存在。

我在监狱刚回来时,去一位挚友那里打工(当总经理助理),总共干了一百天。我与挚友父子都有深交,最初去的时候,老爷子跟我谈心,担心自家「庙」小盛不下我这「大神仙」。坦率地说,我上班的时候努力支持该父子做事业,一是对农民企业家的感情支配,因为我也出身于农民,是农民子弟里比较能干的那种,正所谓惺惺相惜也;二是,我有谋划,在自己未来万一不行的时候,可以投奔他们暂时栖身。后者实现,出狱后到他的家族企业过渡。如此一白话,有人说你神了,能预测很长时间。一点不神,自己是什么路子,最终可能的获益和风险是什么,早估算有型。

离开挚友企业的原因只有两点:第一,他已经不是我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企业家,非常体制化了(比如企业有民兵连,自己做了人大代表,等等),这也是做好生意的必要,但我不可能再体制化;第二,他对名义性的东西有偏好,比如他的一个部门经理读在职研究生(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但是他认为我的中专学历工资级次要排在那个在职研究生之下,按理这也可以接受,更何况挚友与我私下约定我孩子上大学、结婚、买房的钱他全包了。但是,我不可能接被贬低的现实——我值多少钱,你看着办;名义上挣来的,总比暗中拿到的要好。按最俗套的讲,早在进监狱之前七八年,我就有不少国家级杂志论文发表,岂不比区区硕士要强,还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任特约研究员岂不比大学教授值钱。权衡之下,离开。不过,我和挚友的私人关系没有变坏,而且,他注定是我未来传记里一位实名的重要人物。反过来说,我要拿论文、研究员什么的跟他讨价还价名义工资,不但坏了可以保留的人际关系,而且被认为不知深浅。当然,第四个当然,我出了自己认为好一点的书,还是送给他。书似乎带来好友的一点喜悦,或者算我对他伤害(不辞而别)的补偿。有一次闲喝酒,他说一位卸任转全国人大的正部级高官(到过他企业也给题过词)的秘书看了我送给他的书,想见我一面。我说免了,他们都在体制内,我在体制外,有接触对他们影响不好。更实际地说,是我瞧不起那位还算货真价实的部长。不过,这不能跟挚友表白,否则,就是伤害上加伤害。

在我短暂供职于挚友企业期间,有一些人想挖我走。其中有两位曾在金融界干过,一个很熟,一个只是他听过我的所谓大名而我不认识他。前者跟我洽谈到快签约的地步,话自然坦诚,但也仅仅是因为一句话,崩了,我第二天不再见面。喝茶而不是喝酒时,他曾说:「你很能耐,大伙都知道,你很厚道,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我愿雇你的条件。但是,你毕竟坐过监狱,重新过日子需要钱,你得好好给我干。」这些我无反驳理由,更何况年终还有分红,更何况我还欠有外部债务。但是,我不可能接受他以我是劳改释放犯的身份来框定我,那在官方我没办法,可你办的是私人企业,我要是贪污受贿、强奸盗窃进去的,有见钱守不住的毛病或把企业的钱挥霍到女人身上,你可以打预防针。这些都不是,你也不是开政府的。至于第二位金融界的那位,电话里也很客气。问到我需要的工资价格,我说一月一万我才去,至少年薪保住十万。当时是二〇〇三年,对许多做得不大的民企,这样的工资开价算狮子大开口了。他说考虑考虑,或者跟其他股东商量一下什么的,具体记不太清了。后来,没话了。其实,我也知道他雇不起我,尽管我的开价一点不高。

最终呢,在茅老师介绍下,去了北京,当编辑也翻译书兼写书,是计件工资。有时,弄个万儿八千的,有时就得跟公司预支工资,日子过得辛苦,但心里舒坦。老总是延安大学毕业的,学中文的,跟我私谈与阔侃几乎一月两次。我也说过他不中听话,如同我的挚友说名义硕士与我的中专学历之关系而我不愿听一样。我说:「以后你别跟我说什么延安大学,那能算大学吗?也别说什么学中文的,你的中文水平也就到我膝盖那块儿,我还是一米五四的小个子。」双方大笑,在座有的低头,有的不敢出声,毕竟人家是老板。至于我本人,看重他,其实是他在一个特殊年份的表现。也正是他有此表现,延安大学在未来中国政治史上才可能被写一段。

小文至此,不是摆开个人恩怨,也不是为写回忆录积累备查资料,而是说我基本上没有恩怨观念——合则作,不合则去。反目,很可能;成仇,一点没必要。

年过五十,还是没能积攒财富,就一屋子书,勉强挣些稿费,全家还没挨饿。如果此种格局发生变化,我就干老家名吃,摊煎饼兼蒸窝头,赚得些小钱后写回忆录——我刚出狱时有人约回忆录,价格是一百万港币,但我不愿写,因为那时还算年青,嫩了些。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人能干也厚道被原来不怎么了解我的人也稍有所知了,于是,又有人想雇我,也有的通过关系人渗话,我还是一概谢绝。一则,他们雇不起我;二则,我自认杰出,杰出不等于卖出。在最庸俗的层次说,一如中国俗话「有货不愁卖」,只要身体不跨,总还有做「姜太公」的机会。姜太公更多地是文学形象,至于他是否长寿如书上,没有可考证资料;对比之下,孔夫子算短寿,如果他能像墨子那么长寿,或许会有他自己认可的出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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