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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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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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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资产流失」之外——关于制度伦理的思考【一】   

2015-03-15 12:34: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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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活力大幅度下降之际,有人推出了PPP模式,其英文全写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中文语境里,可以叫公私合营(但合营最好的英文是Co-operation),也可以叫混合所有制。就推出时间不算长的此项改革推进来看,混合所有制有两个潜在参与者的心理制约:私人一方怕公家凭借政治权力来欺负他们,公家一方怕私人利用基于商业文化的欺诈手段来侵夺国有资产。这两个心理因素的消除有赖于政治文化的质量提升,但那是相对遥远事情。

就公私合营这个制度设计本身讲,翻译为「公私伙伴关系」更准确。也就是说,Partnership的含义远比Co-operatiaon更能体现参与者的地位平等,而与股权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基于股权的投票权会遭遇贬值。私人一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现代化以来,公家资本凭借传统带来的「嘴大」优势欺负私人是有历史教训的。你先说合营即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而后来了所谓改造,一下子把伙伴变为贱民。至于私人侵夺国有资产也算风水轮回了。改革开放给私人提供了机会,贱买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至今还有巨大后遗症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国有资产流失」之外,集体资产流失远未被关注。至少体制内经济学术没有认真对待此一经济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体制内学术人士远离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在县及以下存在的数量是绝对化的;其二是体制内学术的「非公知」情状使他们必然站在「嘴大」一方。后者仍是我说的「为什么中国的『非公知』不行」问题之一种,但本文不以此为主。

集体资产的流失如同国有资产流失一样,会让社会的特定群体受到经济损害与人权剥夺。比如说,一家县办砖瓦厂,其员工主体构成是集体固定工与集体合同制两种。企业遭遇所谓改制,前一身份可以移挪到县办国营去,后一身份是农民的回家种地,是城镇户口的自谋出路。而一般情况下,所谓改制大都是县级政府乃至乡镇政府主导的,它们迫于财政困难会贱卖企业。在策略上,是先讲承包,而后说企业灭失而转移给有私人。在转移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非规范利益分配。比如说,镇领导可以直接写批条让自己的利益同谋者在砖瓦厂取砖而不给钱;还有,一些乡镇的公家项目或县里机构也可以这么办,比如某局盖办公大楼缺钱买砖,就由有砖瓦厂「上级身份」的其所设镇上分局打条拉砖,最后一分钱不给。

在这个「砖瓦厂案例」之外,还有形式各异但道理一致的集体资产流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集体资产流失大约有一万亿的样子,折合到现在价值应当是二十万亿。这个大概计算在统计学上不算精确,也有待专项或全面调查来校正。但是,被贱卖的集体资产是特定人群的血汗,比泛泛而谈的国有更具有准确的产权归属。现在,为集体资产流失而上访的老工人尤其当年的农民合同工不在少。这类的利益诉求更容易被地方一线(县党委与政府)所压抑,直接的原因是那些操纵贱卖集体资产的人是县域范围的能量人物,再加上县域人际关系密度很大,问题更不好处理。在「砖瓦厂案例」里面有一任镇委书记,一个人批条白送出的砖就有百万块,虽然折合现价也就三十万块钱,就算是他一人全部贪污也构不成重罪,但是,这些砖确实铺就了他从镇委书记到县里(县级市)交通局局长的路径,这个路径一直延伸到他到外县出任的副县级职务。还有,在社会优势地位构造过程中,其子女也获得了就业优势,而那些被迫自谋出路的城镇户口工人鲜能如此,移挪到地方国营的固定工亦难如此,至于那些农民身份的合同工连想也别想。

我们整个制度体系是不认错、不道歉当然也不弥补罪错的体系,它仍然继承着「嘴大」传统。不管有权能实行改革的人们如何宣扬自己要建立新的政治伦理,集体资产流失一项不纳入视野,不进入补偿商洽,那些宣扬就一点意义没有。改革哪怕是带有欺诈预设的假改革,它不只是增加经济总量的过程,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权利觉醒的过程,而「嘴大」政治传统实在又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于是,就出现一些纠缠者【其中的某位,再次来咨询或也算纠缠我,见本博短期封面】。广而言之,底层社会对权力分子以及权力机构遇事情就不依不饶,里面的伦理暨逻辑就是他们知道所有的权力都建立于「砖瓦厂案例」基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判断,对派出所警察不依不饶并搭上性命的农妇周秀云还有她的老乡们,也不可能从学术上理解「砖瓦厂案例」的意义,但是,他们即便没曾在任何一家集体企业从事,都知道贱卖的逻辑。还有,集体企业不仅仅是靠农民合同工们提供一份血汗的资产积累,它的许多初始资产是经由对更弱势的剥夺而形成的。比如说,砖瓦厂初建时的地亩几乎是从农村生产队白拿的。这部分资产流失还没在本文所说的集体资产流失范围内。

中国的改革要想继续并且想做到名副其实,那么,经济方面的制度伦理必然要考虑,必然要有补偿与追索,哪怕补偿与追索只是象征性的。在所谓主流舆论关注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之外,要有人来关注集体资产流失问题。逻辑而不是事实很残酷,也许卖掉县政府及其所有资产都不足以偿还其剥夺的集体资产,它是否应该破产也就成了政治问题。在另一端讲,所有回避政治改革的改革设计也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政治或曰制度运行不是好朋友来麻将,可以「砸锅不记账」。非要来「砸锅不记账」不可,那不是社会一般公众愿望,而是统治集团走到绝路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苏联,就是这么干的。

我说的是现在的社会现象,但它不是新问题。在所谓的主流话语体系力创「代码政治」如三讲时,就有人说在三讲之外应当添一讲,是为讲道理。现在,讲道理是比任何新的「代码政治」如三个自信、四个全面什么的都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过,讲道理可以被继续忽略,还是玩「嘴大」那一套。结果也只能是玩到哪天算哪天,结果也就跟苏联的「砸锅不记账」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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