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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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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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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历史与技术进步  

2015-04-05 23:03: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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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浙湘两文化

说起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颇有敏感度的「焚书」,或许会涉及两种文献:其一,章太炎先生的《秦献记》,文章发表于一九一四年,文中有云「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其二,毛泽东首句为「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一首诗,有史料记载该诗写于一九五八年。两者相距四十四年,作者一为浙江人氏,一为湖南人氏。

不论文献的政治背景,也不具体讨论两人的历史道德地位。一看浙湘两省之文化底蕴,素来深厚,古典文献的小传播形态非常之多,故章毛二人青少年时代对重大历史现象有深度思考属于自然而然之事;二看具体历史背景,即秦代焚书在政治之外的习俗,可以淡化先入为主的政治定性。本篇短文,主要讲后一项。当然,这里面绝对没有平反谁、诋毁谁的暗含,更不意味着我作为「大学问家」的道德立场之改变。核心只有一个,即为制度经济学里面的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再做一个历史分析。

一、书写与储存难题

章太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还没有更确切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而毛泽东之「要商量」的含义是否包括对章太炎立论的深化即感悟,也没有相关研究成果来证明。结果,还得用大历史逻辑来判断。当然,不管两人古典文献的阅读量多大,以及想要对焚书表达何等新看法,他们都没有可能对制度经济学关心与研究,更无从谈起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发表见解。

章之说秦焚书在李斯之前是一种制度惯例,假如不是故意回护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应当深问的是:除了绝对标准的政治排除,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使焚书成为制度惯例?

我个人认为有。第一,古代书写的局限很大,用毛笔往竹简上写字(也有刀刻手段),考虑内容多、竹简工艺相对复杂的现实,一定要尽可能少记录些,语言要精炼非常,这有可能产生后来阅读者难以读懂的情况;第二,竹简书写会因墨水质量与竹简质量而产生长期之后内容难以辨认的后果,同时,成书的竹帛多了会占用大量仓储空间以及投入巨大管理人力;第三,文献无论记录精炼而后来难以读懂,还是因墨水与竹简质量出问题而内容难以辨认,给使用者造成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比如说「韦编三绝」成语之可能境况

   此外,中国文化中有墨水崇拜情结,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书写质量是个历史性的技术难题。

    二、爆竹的起源还有待细考

「韦编三绝」成为成语里面的政治原因太多而掩盖了实际情况。换言之,儒家掌握话语霸权后,把这个学术人物细节夸大成道德标志,而把文献使用的压力暨上面提到的文献书写质量与语言难懂的因素统统剔除。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孔夫子读一卷字迹模糊加上语法有问题的竹书的情况,作为一个学问人,他会翻来覆去地看。有时气急了,会啪地扔到一边;过了一段时间,想起未解思考难题,又会翻腾那一卷被扔一边的竹书。这样呢,穿线(韦编)就会增大折断概率。这里面还没有考虑牛皮的质量。

遇到问题不只是孔夫子,还有他以后的不少学者。这些人若有权,会下令或建议烧掉一批次品竹书,也是很可能的。这个原因加上管理成本巨大,具体负责管理竹书的官吏也会强烈要求烧一批,腾出仓储空间。在春秋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国家书写量也被动地大幅增加,形成倒逼机制,政策层面也不得不决定烧一大批旧书,腾出仓储空间来放新竹简(书)。这里面还有个可以猜想的细节:烧竹子材质的书,可能会选择一个礼仪借口,比如,节庆了,噼里啪啦出了响声,从而为「爆竹」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或者说,现在所说的爆竹始于森林火灾或者农耕民族有意识燃烧竹子,是鞭炮的起源,还有待深化考证。

可以猜想,随着考古学的技术手段进步,我的这种猜想很可能被证实。局限于爆竹如此,而关于焚书的猜想也可能如此。

     三、从竹简黯淡到云储存兴起

     接下来要说的是,有了纸张取代竹简,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再怎么烧书,也无法完全灭绝烧书者所要去掉的记载与思想。回看章太炎先生之研究,其中说焚书令在李斯任上也是过了「严打」阶段,就马马虎虎了。其文曰:「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就是说,在烧竹简的时代,也未必完全达到预想政策效果。

     当最简单的印刷技术(非活字)出现后,书写与记载在技术上再一次突破,烧书的难度就更大了;下一步,也是技术史的现实,有了活字印刷;再下一步,机械化印刷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德国焚书与中国焚书之二十世纪事实,都没达到命令者的目的。尽管基于道德批判,两种焚书的后果被夸大了,但思想被压制后再勃发却是不争的事实。

于今,印刷虽然没有被数字化与电子化全部代替,但遭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在这当中,信息散播的速度与储存的可能性近乎无限。云储存是最顶端技术。所要预防的是基于磁性的技术遭到颠覆性破坏,比如一种战争手段可能消除以磁性为底蕴的电子化与数字化记录。不过,就目前状况来看,烧书变成什么样的手段或面目也无法达到最底线的目的。

结语:没有答案的两种情形

一个数字化产品被必然禁绝,如一个影片的禁演,它只能是公共界面的,小传播不可能被禁止。再具体说,一本大陆绝对不允许出版含电子版的毛泽东传记,一位我的国外文友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等于对抗了任何形式的焚书。即便我只是看了而不转发给其他人,电子邮件的发送人很可能已经群发给了和我一样的「大学问家」们。

有谁能禁止我以外的那些人,不把邮件转给「没什么学问的人」看呢?我没有答案。同样,那些看起来虎视眈眈的当下焚书者们,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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