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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历史学家

通过信仰创造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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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战略学家,实证政治学开创人。已出版著作十余种,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005,北京)、《真实的交易》(2010,北京)、《绝育》(2013,台北)。另有自印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系2016年公开发表的十篇战略学论文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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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古希腊或“在苏柏亚之外”——推荐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汉译本  

2015-06-03 14:57: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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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地缘与陷阱

   文明史家曾善意地提醒人们:要提防对古希腊人不加批判的吹捧,这种提防是必要的【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合著《世界文明史》(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二百六十二页(上下册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以下不特注,均为上册页码】。但是,在以美国为现实世界的参照或者以美国鲜活历史为例时,文明史家还是发现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言论自由程度出了问题,其自由度远比不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同上,同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世界的两大对立联盟的战争。一方以雅典为主,一方以斯巴达为主。雅典是民主的历史象征,斯巴达则是专制的历史象征。那场长达二十八年(从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到公元前四百〇四年)的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有一本被封为世界历史名著的书,是修昔底德所写,名《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这本书的解读,也就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一个地缘政治学概念。大意是说,一个强国的崛起必然与已经占据秩序高端的那个强国发生冲突,而双方不得不以战争来解决问题。

   一、由格兰特而希特勒

   雅典的历史性失败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是个历史刺激,尽管不只是局限于战争后果分析。比如,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兼律师麦迪逊·格兰特写了《伟大种族的消失》,指责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的种族融合现象,认为此为雅典种族灭绝的重要原因【转引自提摩西·赖贝克著《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汉译本,孙韬译)》,第一百二十页;孙译版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三】。格兰特太过情绪化,出现了三个错误:其一,没有注意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比较短的时间后,在公元前三百七十一年惨遭二百年军事强国史的最大失败即被底比斯人消灭,而底比斯与雅典在处于斯巴达征服性强权下以民主为导向,进行了基础性政治颠覆;其二,雅典种族并没有消失,它与斯巴达都是希腊种族,或曰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是泛希腊内战;其三,即便雅典在伟大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即扩大公民基数以使政治参与空前开放后,仍然存在对外邦人的歧视,原因是他们的双亲都不是雅典血统【同上文明史,同页】。

   格兰特的书在一九二五年出了德文版,它对学习能力超强与阅读量非凡的希特勒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也成为希特勒私人藏书中的重头。可悲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对格兰特的著作缺陷进行关注。特别是,他若详细研究战胜者斯巴达的惨败原因,也许就不会发动侵略战争。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希特勒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肯定是更喜欢斯巴达的,因为他及其政治同盟者们对民主不屑于顾,更对民主表象的乱糟糟还有繁琐的程序恨之入骨。所以,在其上台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十三年,他在德国的统治是非常态的即以戒严为基础,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自由终极体验归于个体

    可以说,希特勒对古希腊的了解是只鳞片爪的,或者在猜测意义上,他不愿接受雅典存在外邦人概念的历史事实,以便为自己属于雅利安种族而可忽略不计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卑微。不惟希特勒,任何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种族主义情绪群体里面,都有比例很大的社会地位卑微者,他们试图通过对民族、种族那种本无多大作用的符号进行图腾般的崇拜,来抵销出身卑贱而形成的个体心理。疯狂的加入欲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但泯灭了卑贱痕迹,还可以有机会成为精英。

    希特勒的更多的斯巴达因素,其实早在古希腊的历史书写中有了影子。那位著作多有虚构也即完全先入为主的《希波战争史》作者希罗多德,在书中借着一位斯巴达人的嘴,讽刺了波斯人,说后者“你们了解如何做奴隶,但你们对自由一无所知”【第二百六十三页】。不管这是不是希罗多德版的春秋笔法,但是在理性上,若是这段话是雅典人对波斯人说的,还可以成立。

   自由,对雅典人以及此后的人类文明演进意义上的泛希腊,是灵魂性的东西。所以,也就不怪拉尔夫等人说美国在一战时期的言论自由度远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了。借用拉尔夫那样杰出的文明史家的话来说,“没有任何主题,他们不敢去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超出理性范围”【第二百六十三页】。自由,终极的体验是归于个体的,这与千余年之后的中国北宋理学有相似之处,认为外部都是为一个“我”而准备的,近六经注我之状。自由,是一种效用表现,其如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学派所追求:各种快乐中居于至高地位的,是心灵明澈宁静,是完全没有精神的和肉体的痛苦;还有,性(肉欲)适度满足是可以的,其本身可视为善【第二百九十四页】。

   三、知识革命基于时代要求

   与自由联系或者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善,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焦点。与伊壁鸠鲁学派共同发生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斯多噶学派,它不仅认为心灵的明澈是至善状态,而且还认为世界存在普遍性的恶,因此而提醒人们要互相谅解与宽容。从学术大历史上看,斯多噶与二百多年前即公元前六世纪末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继承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思辨生活是最高的善”,尽管这个学派鄙视性(哪怕是适当的肉欲)。

   古希腊是个“反物质”时代,从文化宿命上,它对希伯来宗教改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时至今日,作为希伯来宗教改革的革命性后果的基督教,其希腊化因素仍被关注与研究。希腊的“反物质”哲学特征以及社会思维,对资本主义盛期也是一种早发的箴言,尤其对被指为过度消费的美国,尽管美国还未见“回到希腊去”的精英运动。文明史家在描述古希腊经济社会时,不无艳羡地写道:“奢华的贫乏对雅典公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相反,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生活的有趣,而不必终日碌碌,为家庭谋取些微的舒适,或为了获取权力或特权而积累财富。”【第二百五十九页

   自由,善,有趣的生活,这些在现代完全可以简单理解的概念,在古希腊,完全可以用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暨哲学原则来格式化。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二百三十六页】而作为诡辩家的普罗泰戈拉,他们哲学流派的字面意义,往往遭致曲解,但诡辩学派作为一场知识革命是文明演进级别上的大事情。这一革命基于社会情势,是为公民权力的提升,个人主义的成长,以及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更新哲学观念。

   结语:嘲笑还是引导?

   古希腊文明,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了解,在一般阅读意义上,至少要超乎一提希腊文明(文化)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尽管许多人分不清这个三个学术巨头的时间排序。在苏柏亚之外,希腊文明丰富无比,其文化层面的含义还须到超乎苏柏亚的更广泛区域去浏览,假定没有专业性必要予以研究的话。

   希罗多德的神来之笔固然基于他的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但是,借斯巴达人讽刺波斯人的内在道理,对那些生活于古典波斯以外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人,仍然深有启迪意义。习惯了做奴隶的人,是难以了解自由的含义的!这是数量庞大个体的基本命运,因此,处于这样社会的真正知识精英不是以此状来嘲笑他们。相反,以通俗知识的传播与个体行为去慢慢影响那些被奴役的人,才是应该做的。也许,这就是消极的宽容之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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